亲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香港回归四周年”特别报道④）

1997年后，每逢“七·一”，在我心里都是一个双重纪念日，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一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这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参加1982—1984年那些紧张的、夜以继日的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经历。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到1983年6月，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磋商；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各项具体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22轮会谈。
香港问题的谈判，邓小平同志是中方的掌舵人，他始终亲自关怀和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小平同志以“一国两制”构想为指导思想，勾勒了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蓝图，并准确地预言了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
小平同志的坚定态度和政治家的胆略对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当她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就显得有些疲劳和失神了
撒切尔夫人是英方关于香港谈判的最高决策人，她和她的智囊班子制定了一整套谈判方案和步骤，目标是继续保持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第一张王牌就是所谓“三个条约有效”论；第二张王牌就是所谓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否则将会使香港“失去信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等等。
撒切尔夫人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在1982年9月24日走进人民大会堂与小平同志会晤的。英国在马岛战争中获胜，更使撒切尔夫人踌躇满志。当时，撒切尔夫人对香港所处的形势作了各种错误估计，同样，她也错误地估计了她所遇到的小平同志这样一个对手。后来，她在回忆录中曾说，中英谈判对于英国“这不是胜利，也不可能有胜利，因为我们是和一个不愿妥协的远占优势的对手交锋”。
在9月24日的会见中，小平同志成竹在胸，针锋相对地回答了撒切尔这个“铁娘子”的谈话，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并特别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明确告诉撒切尔夫人：“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小平同志的坚定态度和政治家的胆略对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当她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就显得有些疲劳和失神了。
撒切尔夫人访华掀开了中英两国通过外交途径谈判香港问题的一页，即是会谈的第一阶段。英方采取各种手法继续在“主权”问题上与我纠缠，使会谈迟迟不能进展。这桩20世纪的大事，引起了世界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尤其因直接涉及香港利益，香港的各种媒体集中了最大的力量挖掘消息，探察动向。
中英双方经过多个回合的较量，同意于1983年7月开始派出政府代表团谈判，即会谈的第二阶段。双方商定会谈的内容保密，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也保密。但当时云集在北京的大批香港记者是绝不会无功而返的，窍门是一直守候在英国驻华大使馆门前，一旦发现悬挂米字旗的汽车开出，立即开车尾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会谈地点——外交部台基厂头条三号宾馆。我们先期到达宾馆的中方人员对记者的到来也感到惊讶，当弄清原委后，才知道是我们的客人把记者“领”来的。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香港的年轻记者。每次会谈，只允许他们在正式会谈前拍拍照，听听两位团长谈谈天气、花卉之类的寒暄话，而且被挡在绳子外边不能提问，时间不过5分钟，他们必须退出会场。但他们不会走远，苦苦在外边等几个小时，等我们散会后，再跑过来看看动静，或抓个空子向团长问上一两句话，也不得要领。就这样，他们还能发出一些有声有色的消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的确难得。
第二阶段的谈判开始后，英方采取各种方式企图维系其在香港的统治，典型的思想是1997年后只要继续保持英国的管治，香港才能繁荣。这就是在多数会谈中双方激烈争辩的“以主权换治权”的问题。
英方团长在一次会上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香港不作变化，这是令人怀疑的。”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如要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就必须作出很特殊的安排，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管理作用，并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香港隔离和绝缘。”
一次会谈中，英方团长还十分嚣张地宣称：“现在我让我们团里最年轻的成员把这摞报纸放在这里，你们看看有多少舆论要求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啊！”姚广团长当即严厉地批驳说：“你们能从中找出一句说香港是英国的而不是中国的吗？”英方团长哑口无言。会后，还是那位有能力搬动这一大摞报纸的年轻人灰溜溜地把报纸搬走了。
尽管英国不愿自动退出香港的历史舞台，但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小平同志所设计的轨道上来
小平同志说，“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与主权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派驻部队的问题、特区政府的组成问题、香港公民的国籍问题、民航权的问题、联络小组的设立等问题都遇到来自英方的不少阻力，耗费了不少时间。到1984年年中，英方也日益感到离小平同志规定的时限，即1982年会见撒切尔夫人后两年的1984年9月越来越近，英国怕到时达不成协议，中方单独宣布对香港的政策，所以，在谈判的后期，英方建议在两个团长领导下成立工作小组。小组就协议及其附件的形式、内容、文字等各项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工作小组就是“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工作异常紧张、工作方式也打破了常规。如按部就班，上午开完会后，英方人员从钓鱼台宾馆返回使馆吃完午饭再回来，起码要3个小时。那时，已到了“寸金寸光阴”的谈判时节，我们就主动建议，中方厨师中午为工作小组做些点心“点饥”，大约一个小时就可“充好电”继续工作了。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向来是好客的，厨师的“点心”比正餐还量大和精致。当然，我们的英国朋友对这种安排相当满意。双方也加强了合作气氛。
就这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小组第一小组召开过55次会议，第二小组召开过19次会议。我除了参加第一小组的会议外，还参加了第二小组的部分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文件，经双方团长审核后，于1984年9月19日完全达成一致。这些文件就是大家看到的以中方意见为主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及一个备忘录。
尽管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愿自动退出香港的历史舞台，但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空耗了不少时日，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小平同志所设计的轨道上来。1984年10月22日，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忆起1982年9月24日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时说：“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从1982年开始准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至今，已过去近20年。回首往事，很多情景仍历历在目。特别令我难忘的是1984年9月26日和12月19日《联合声明》的草签和正式签字仪式。作为外交部的一名条约法律工作者，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隆重、最庄严的签字仪式了。谈判后期，周南团长指定我负责管理《联合声明》的签字文本并任签字助手。这是信任，是责任，也是荣誉。正式签字前，因为不能具体确定在哪一天签字，只好在签字正本上把日期空着。最后，中文本的签字日期“十二月十九日”是我亲笔填上去的。这个手迹因《联合声明》这份重要历史文献而永久保存在国家档案库中了。
照片：
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前，双方在外交部最后核对文本并加封火漆印。照片为参加人员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