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百姓为啥想移民上海

突然间，台湾就像泄了气的球，以前的自信感、方向感全没了。“趋近幸福”的本能，使台湾老百姓作出选择：哪里日子好过，就去哪里……
【台湾《中国时报》6月21日文章】题：为何那么多人想移民上海？（作者胡晴舫）
我坐在车里。车子正在上海市区兜圈子，因为上海合作组织首长在上海聚首，参加高峰会议，许多街道实施交通管制。沿途，老树成荫，新整修的古楼和现代建筑并列林立，街面干净，人们穿着鲜丽，店铺忙着做生意。那个早上，除了交通不便，这个面积广大的城市一如往常地运转。
交通其实没有想像中的糟糕，我的司机先生在绕过两条街后，便能顺利开驶，边开车，他边评论：“慢慢地，中国全面开发了，这类会议就能像APEC一样，搬到周庄之类的小镇去举行，他们能专心开会，也能享受中国美景，还留大城市给小老百姓继续过我们的生活。”他笑嘻嘻地，表情宁和，眼睛放着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近来会有那么多台湾人想要移民上海。
人，总是渴望良好的生活品质。所谓的良好生活品质，无非指的是一个大致卫生整洁的大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空气不要污染得太离谱，有丰富的工作机会可供选择，城市交通动线方便，社会治安无虞，一个人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而无须担忧今日努力的成果，有一天会莫名其妙被外界力量所剥夺。
进一步，这所谓的生活品质，与其说是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有时候更像是人民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过去我曾有一个机会见到台北市长马英九，请教他几个问题，他使用非常明确的数据，解释台北市是一个如何适合居住的城市。陈水扁总统尤其喜欢引用数据，那次市长大选的电视辩论里，他对各种市政数据随手拈来的自信，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数据或许是一种科学证据，证明了台湾（或台北市？）大体上是一个不错的生活环境，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小公民都像我一样，既不懂统计数字，也不研读政治理论，我们判断一个生活环境究竟适不适合自己居住，基本上靠的是一种抽象的心理情感：“我觉得”我在这里生活是否快乐。
台湾社会曾经经历一段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阶段：经济上，股市天天涨停板，服装店、钟表店、珠宝店、餐厅生意兴隆，失业比较是自愿性而非被迫性地发生；政治上松绑，人人能够畅所欲言，我们投票、打叩应、写投书，媒体如雨后蘑菇般争相冒生，竞争激烈；文化上，过了压抑的激情年代，剧场变精致了，杂志编得好看了，电影品味多样化，旅行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我会说，正是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支撑台湾人民决定放手一搏，大胆作了政党轮替的选择。
当我在上海市时，我意识到，台湾社会这些日子以来的纷纷扰扰，其实就是这种良好自我感觉正在急速萎缩的结果。那段自我感觉良好的日子，台湾社会充满希望，朝气十足。走在路上，可以见到每个人都很有目的地快速奔走，所有事情似乎都在一个正确的轨道向前移动———重点只是如何尽快达到目标，而不是方向的摸索——就像今日的上海，虽然仍有许多现实问题急需解决，但是，没有人怀疑：只要这个社会能够继续依照目前方向发展，事情自然会迎刃而解。
曾几何时，台湾社会丧失了这种自信。所有人日子都还在过，却已经有种无所适从的茫然。荷包薄了，新闻很吵，电视难看；活在台湾，忽然“感觉”很不平静。那种活在“正确轨道”上的自信一夜之间消失了。直接的社会现象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失去方向感，所有人各说各话，只有争论，没有辩论，自然也就常常没有结论。另一个更明显的社会现象，则是常理心的丧失，许多不合情理的事情、决策不断发生，如副总统大费周章去告媒体、拼音方式的无聊争议、部会内部不合居然个个跑出来开记者会等等。上帝欲毁灭一人，必先令其疯狂。不用怪那些高唱台湾衰退论的人，他们无非也只是一些嗅到潮流的机会主义者。
面对台湾社会像一只泄气中的气球，逐渐有气无力，政治人物相互指责，反复玩着结盟拉帮的游戏，然后把自己的意见不断在电视叩应节目重复，以为这样子做，就能赢得年度的选票。他们似乎不明白，这已经无关乎一次或两次的选举了，而是，很快地，他们就要没有选民了——光上海一个城市，据说目前就已移入了50万台湾人。小老百姓，图的无非是一个过日子的权利，如此而已。哪里日子好过，就上哪儿去。其中，并不如那些社会菁英期望的，那样涉及深刻的哲学思考或严肃的政治判断。
地球上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其存在的目的都宣称将带给人类幸福。因为，趋近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需求，也没有谁能够或有权阻止这种欲望。台湾社会原本是一辆在轨道上平稳向前奔跑的火车，突然，就这么脱了轨。我不知道原因。以后，政治学者及历史学家们将会提供更好的解释。在找出答案之前，只怕会有更多台湾人民考虑移民上海。具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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