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访谈录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6月14日一期文章】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关注金融稳定的问题
刚刚到任才一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霍斯特·克勒接受了《远东经济评论》副主编戴维·普洛特以及撰稿编辑汤姆·霍兰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未来、亚洲货币联盟和日本经济的前景等问题的采访。摘要如下：
寻找恰当的平衡点
问：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将发挥什么作用？
答：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必须重新考虑其作用。今后，基金组织应该重新关注宏观经济的稳定，金融、货币和汇率政策以及金融行业的稳定。
由于活跃的资本市场是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源泉，所以将来想避开每一次危机是不可能的。新兴市场尤其应该充分利用这个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潜在资源。但是这就意味着生活在动荡之中。
所以我们必须寻找恰当的平衡点：让世界资本市场造福于人民；而另一方面，也要试图遏制一些导致下滑的风险。
问：从亚洲经济危机中基金组织吸取了什么教训？
答：一个教训是我们需要小心地将资本帐户的开立同金融行业的发展———包括慎重的监督框架和体制的发展协调起来。
另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对于条件限制的看法。条件限制确实也应该继续成为基金组织提供资金的核心原则。但是，过去我们的条件限制范围过宽，超出了我们专业知识的能力。将来基金组织将只关注于我们的专业知识领域：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和金融部门，而不去关注不属于我们专业知识的领域，如能源市场、具体的私有化或贸易问题。
防范危机是中心任务
问：布什政府的一些成员批评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帮助管理不善的经济体和向那些经济体提供贷款的不谨慎的西方金融机构走出困境的行贿基金，对此您有什么反应？
答：我们很严肃地看待这些事情。但是早在美国新政府上任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在去年9月的年会演讲中，我就明确地提出防范危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清楚过去我们曾有过失误，我们也承认我们也许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我们必须从那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但是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做是替罪羊来承担一切错事包括亚洲爆发的危机的责任是不对的。
各国都表示它们希望主宰本国的各项政策。所以我们将不再充当主讲人，不再施加影响。但是我们的作用就是坦率、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
亚洲需要地区化
问：为什么亚洲国家不应该进一步建立一个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联系的独立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答：如果亚洲有这个政治意愿，谁能阻止呢？
但是请恕我匆忙地加上几句，亚洲应该仔细思考它的真正利益是什么。亚洲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亚洲国家向全球市场出口产品，所以很显然，亚洲的利益在于促进全球化进程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而不只是在一个更为有限的地区背景下看待问题。
我们的建议是追求地区化。但这一过程不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立起来，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机构，地区化应起互补作用。目前的情况的确如此，而且这样做理由充分。
问：您甚至也支持建立亚洲货币联盟？
答：当然。我是一个欧洲人。为什么我要反对亚洲建立货币联盟呢？
然而，在经验的帮助下，我要说货币的一体化应该建立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而且是真正的一致性。货币一体化开始于自由贸易，开始于统计和关税等项目的协调一致。
这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为了促进这种一致性，我的建议是现在要树立一种货币联盟的观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欧洲花了整整50年，但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应该坐等其开始呢？
问：您对于这个地区银行业改革状况的印象是什么？
答：整体而言，现在亚洲的银行和金融业比3年前适应能力更强。
这让我有了一些安慰。可是，当然我不能说我完全满意。目前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是对金融行业的适应能力的一个考验。我们必须等待，静观其结果。但是我对亚洲地区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充满了信心。
日本病在缺乏信心
问：日本改革的结果如何？
答：如果有迹象表明呆帐仍然存在，那么日本就有点落后于潮流了。
问：考虑到面临的抵制，您对于小泉政府能够实现改革目标是否有信心？
答：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信心。我与金融大臣柳泽伯夫详细地交谈过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对这些问题掌握得一清二楚，而且他致力于进行改革。
问：基金组织是否提出要清除日本的坏帐，即使这是以增加破产和经济收缩为代价？衰退一定是改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吗？
答：我决不同意这是必然的代价。当然结构调整的过程将带来阵痛，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将必然导致深陷于衰退之中。
日本的核心问题是缺乏信心———消费者缺乏信心，甚至企业家也缺乏信心。
这一问题没有任何灵丹妙药。但是随着一个令人信服的改革方案的出台，人们将以新的乐观态度面对未来，结构调整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将通过支出和投资的增加来得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