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韩国（外交官手记）　

我于1992年9月出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至1998年8月离任，在汉城工作了近6年。这期间，中韩关系结束了长期隔绝，掀开了新的一页。
大使到任后一般要等很久才能递交国书，而中国首任大使抵达汉城两天后便向卢泰愚总统递交了国书，开创了韩国外交史上的先例
1992年9月12日，我从北京起程，赴汉城履新。当时两国刚刚建交，尚未开辟空中航线，去汉城只能绕道香港或东京，只有1200公里的距离，却要兜三四千公里的圈子前往。
一路上，我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不安。中韩建交还不到20天，而台湾在韩国已经营了40多年，其“使馆”撤走还不到一个月，影响不会马上消失。至于韩国社会，当时那里的亲台势力还很强大，一些人对中韩建交持不满或否定态度。这些无疑对我到任后开展工作十分不利。
我从北京出发前，两国外交部已商妥，在我到达汉城后尽快安排递交国书，以便我返回国内参加卢泰愚总统访华的接待工作。9月6日由中国驻韩国使馆照会韩方，8日韩方就复照同意，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我抵达汉城次日是星期日，星期一一上班，韩方即通知我到外务部会见李相玉外务长官，递交国书副本。李相玉长官告诉我，卢泰愚总统将于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国书。这与一般大使到任后要等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递交国书相比真是太快了。难怪韩国外务部官员说，这在韩国外交史上是一个新记录。
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从第一次起就是高规格的，韩国高级官员纷纷出席
1992年9月陪同卢泰愚总统访华后，我们夫妇匆忙赶回汉城，准备主持10月1日的国庆招待会。
这次国庆招待会是中国在汉城设立大使馆后的第一次，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汉城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在我回北京接待卢泰愚总统之前，使馆内部就已商定，为扩大影响，邀请规模要适当大一些。因当时使馆尚无馆舍，招待会只能到饭店去举办。
经多方联系，国庆招待会最终定在汉城乐天饭店二楼大宴会厅举行。我们夫妇和使馆主要外交官夫妇站在大厅门口迎接客人。本来我们有些担心，因为是第一次举行国庆招待会，请柬发出又较晚，客人不一定来得很多。但出乎意料，宾客来得十分踊跃，大厅中喜气洋洋。按韩方习惯，每一个国家的国庆招待会，韩国外务部只指定一位长官代表政府参加，而这天韩方财务部长官、商工部长官、科技部长官、法务部长官和外务次官等都出席了，各国使节夫妇纷纷光临，报纸、电视记者更是蜂拥而至，闪光灯闪个不停。
国庆招待会，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这个国家与驻在国关系的寒暑表。我在任期间观察，韩国虽为东方国家，但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因此，美国驻韩国大使的招待会，韩方出席规格最高，不仅有现任政府长官、国会议员，还有卸任的前高官出席，气氛也最为热烈。英、法、日等国大使的国庆招待会则稍显逊色。一般国家的国庆招待会，虽也熙熙攘攘，但有时连韩方的一位高官都看不到。而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从第一次起就是高规格的。我在任6年，举行了6次国庆招待会，除总理、外务长官外（韩方有不成文的规定，总理、外务长官不出席使馆招待会），国会议长、副总理、政府长官、政党首脑出席过多次。
韩国记者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向大使发难，询问中方是否为志愿军参战而向韩国赔礼道歉
我到任后，要求采访的信函和传真雪片般飞来。我们为了解情况，做好准备，有意识地拖了一下。国庆后，各媒体又来催问，我决定按当地习惯，于10月9日接受韩国记者的集体采访，之后在10月16日以早餐会的形式第二次会见韩国记者。
韩国记者不好对付，在建交谈判过程中我们已深有体会。为了准备这两次与记者的会见，我们设想了各种问题，认真考虑了回答方案。10月9日这天，来了三十几名各报和电视台的记者，把不大的会客室挤得满满的。会见预定持续半小时，我作开场白，欢迎大家前来，之后简单回答几个问题，目的是创造一个机会，相互认识认识。谁知开始不久，在我刚简单回答一两个关于我个人经历的问题之后，记者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朝鲜战争问题上，询问中国志愿军参战，“给韩国国民带来灾难，中方是否向韩国赔礼道歉”。
为了避免争论，我只笼统地表示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记者揪住不放，气势咄咄逼人，我只好予以反击，表示“中国是在边境受到威胁后参战的，也是受害者，中国没有也不会就此向谁道歉”。记者招待会延长到40分钟才结束，记者不满而归。次日，韩国各报均报道了这一消息，有的报纸还发表了评论，指责我傲慢无礼，进行了人身攻击。
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违反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初衷。这使我意识到，在即将举行的记者早餐会上，不管记者如何刁难，我也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避免争端。
10月16日的早餐会在汉城新闻中心举行，参加早餐会的有100多人，包括汉城和地方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外国记者。早餐会开始后，我就“中韩建交和两国关系展望”发了言，之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很快又有记者转到朝鲜战争问题上来，而且反复追问我。对此我强调，中韩两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立场可能不同，但现在两国已经建交，我们应求同存异，着眼未来。我这样一说，就等于把门堵死。早餐会后，韩国舆论作了较为详细的正面报道，虽仍有微词，但不像上次那样了。
台湾“使馆”仓皇撤离，清朝留下的房地产归还我方，中国驻韩大使馆入住明洞馆舍
1993年2月5日，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日子。原台湾驻韩国“使馆”人员使用了40多年的明洞馆舍，经过3个多月施工已修复完毕。我们于上午9时在使馆大门右侧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馆牌，在三楼平台新竖的旗杆前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馆舍上空高高飘扬。
明洞馆舍位于汉城明洞闹市区，占地近万平方米，主楼6层，辅楼3层，为台湾原驻韩国“使馆”馆舍。从历史上看，这处房地产系清朝商人购买民房兴建，原名“清商会馆”，1883年改为“清国公馆”，1885年袁世凯赴朝交涉通商事宜时改为“总理衙门”，1905年又改为“领事馆”。现在的建筑是台湾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建的，已使用三十多年。由于中韩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逐步接近，台湾当局预感到韩台关系可能生变，曾企图将这处房产地皮变卖，但遭到华侨的反对。汉城华侨曾组成护产委员会，为保护这处祖传遗产同台湾方面展开斗争。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中方正式要求韩方阻止台湾变卖企图，将房地产归还于我。台湾当局虽不死心，但变卖无门，更无力扭转大局，遂于中韩建交前一天的8月23日抢先宣布与韩国“断交”，一个月后撤出馆舍。这样，韩方就按中韩双方达成的协议，于9月23日将这处馆舍归还中方。
我们本来准备尽早搬入明洞馆舍，但由于台湾方面在撤出馆舍时气急败坏，揭了地毯，砸了设备，断了水、电和煤气，搬走或毁损了家具，使多年欠修的老房更加破烂不堪，不进行大修无法迁入。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惨状时，难以抑制内心的震惊和恼怒。没有办法，使馆第一批进住人员只能在一楼大厅临时搭床过夜。经与山东省外办联系，并经韩方同意，山东省很快派来修建队开始修复工作。当时正值冬季，工人们不畏严寒，克服困难，日夜工作，才使馆舍在短期内得到修复。
但是，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使馆院落西侧墙外是一条小街，街对面对着使馆有一幢二层小楼，是国民党驻汉城总部，挂有国民党党徽，每天还照样升旗。按中韩建交协议，这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允许的。韩方也有规定，非建交国不能在韩国领土上升国旗。显然，台湾当局居心叵测，有意制造困难。在此之前，台湾方面留驻汉城人员还举行了双十“国庆”招待会，大型横幅挂在门前。经中方向韩国外务部交涉，一小时后横幅摘了下来。对于台湾国民党总部升旗之事，我们几次向外务部提出交涉，指出这是台湾方面有意阻挠我迁入馆舍，必须制止。拖延一段时间后，台湾方面终于被迫停止升旗。
图片：
1、作者在办公室江泽民主席题词前
2、作者（左）与卢泰愚总统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