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就震惊世界

（续昨）在中欧，原始条件并不好，经济制度变动太大，体制在发挥作用，但政策仅仅是部分保障了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稳定方面一切正常，而工业政策最多只能说是中性的，而不是类似中国的出口型。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的一切都不太好，开局就不走运，制度崩溃，政策更是糟糕透顶。
由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水平低、军费支出相对较少，中国所承担的历史负担比东欧国家和苏联要小得多。中国农村的集体公社在1979年得以分产到户，并未对农机使用以及生产积极性造成任何损失。相反，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建立在大型集约化作业的基础之上（从住房到储藏室、维修基地），其中的大部分东西在转化为家庭农场制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在工业方面，中国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兴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而大型国有企业至今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如此一来，便出现了以下景象：在向市场过渡时，经济涨跌的规模取决于原始条件：发展水平（总体落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经济和对外贸易结构方面出现的失调程度，以及在自由化阶段维持有效制度的能力。与此同时，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政策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化速度并不发挥特殊作用。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是逐步进行的，或是缺乏民主，而是由于国家政权制度被削弱造成的（消费需求长期以来得不到满足，影子经济增长、预算收入减少、纪律涣散等）。我国生产的滑坡始于戈尔巴乔夫执政的1990年。叶利钦改革同样造成了生产的继续下滑。这也不是因为过于极端或是过于民主，而是由于制度的日渐削弱（影子经济进一步蔓延，预算收入减少、法律和法治被践踏等）。教训似乎非常明显：任何形式的自由化，无论是一时的，还是渐进的，如果伴随制度的削弱，都不能令经济状况有所改观。相反，只要制度巩固，无论是何种自由化，极端的也罢，渐进的也罢，民主的也罢，专制的也罢，都会获得生产增长这一经济实惠。
这样看来，过渡时期的成败得失绝对不是循序渐进改革（成功）或是非循序渐进改革（失败）的历史。后社会主义变革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情节是：一些国家保留了充满生机的制度（从中欧、爱沙尼亚到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具有各自特点），其它国家则失败了。至少有90%的原因是国家与国家制度的软弱，而不是市场的无力或是自由化程度不够。
最后一个因素是宏观和工业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几乎一向比较正常，甚至比大多数东欧国家要好得多。近年来，中国几乎没有通货膨胀，1998年—2000年，商品价格下降。但是，不仅如此，与欧洲的转轨经济相比，中国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长期推动出口，并借此跃上了出口型经济的马车。
人们常将中国发展迅速的经济比喻为自行车。要想保持稳定性，就只能一直运行下去。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东亚在战后发展最快；我们不清楚，中国的集体和乡镇企业算得上是世界上所有权最不明晰的，但在八九十年代其生产却增长了20%；我们不清楚，哪种公司监管体系更好，是英美的（以证券市场为根基）还是德日的（以银行和其它金融政策为支撑）；我们不清楚，国家到底应该支持哪些行业，是否应该支持所有行业的发展。总之，我们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如果不清楚，可以并应该争到声嘶力竭，但不必急着下统一结论，不必将曾经在我国非常时髦的中国经验拒之门外。头脑不冷静不行，对中国了解得越多，就越想更多了解它。如果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探索出东亚经济奇迹的秘密。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