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禁忌的国度中游历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5月16日一期文章】题：荷兰游记——在没有禁忌的国度里游历
原编者按　弗朗索瓦·雷纳尔骑着自行车游访了荷兰北部有着20万居民的城市格罗宁根。这些荷兰居民是怎样如此自然地通过了那些世界上最宽容的法律的呢？
因特·德赫罗特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牧师，喜欢开玩笑、殷勤好客、善于辩论，不过，他最喜欢的就是凡事要态度明朗。20年前，当格罗宁根省下属的一个村庄的村民要他前去当牧师时，他到那里与教徒们见面，在谈论了自己与神学有关的选择之后，他对他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是同性恋”。他要大家“考虑一段时间”。3个月后，村民们终于表示同意他来。就在16年前，这位牧师遇到了同是同性恋的房地产经销商杜韦—阿内，并疯狂地爱上了他。当时，他俩都认为，他们在相爱，总有一天要将此公布于众。他们不想像当时的同性恋恋人那样只能在教堂举行婚礼，而希望举行像每对普通恋人那样的婚礼，先去市政府，然后再去教堂。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去年4月的第2个星期日，他们成为格罗宁根市政府第一对正式结婚的男人。
奇特的事件不断发生
荷兰确实是一个奇特的国家，当你和大家一样骑着自行车到处游历时，它就像是一片郁金香花田，而当你想到它刚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通过的各项法律时，就会感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国情调。让我们来看一看：2000年10月1日，卖淫合法化；2001年4月1日，准许同性恋者结婚；4月10日，最终通过安乐死法案。在7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小国家通过了几乎所有近30年来在欧洲引起激烈争论、并让人无所适从的法律。而这一切在此都是在一种超现实的气氛中进行的，并且没有引起任何轰动。这样说还是有些夸大其词。毕竟还有一些基督徒对此难以接受。舆论过分热衷于讨论另外一个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当议会最终令人难以置信地解决了一些存在了几百年的社会禁忌问题时，让舆论感兴趣的唯一事情却是，想知道贝娅特里克丝女王的儿子是否会娶阿根廷军政府一前部长的女儿。
为了探访这其中的奥秘，我们来到了荷兰北部美丽的大学城市格罗宁根，这里有纵横交错的水道，有随处可见的自行车，有响亮悦耳的钟声，有橱窗女郎，有咖啡馆……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小国发生的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丝毫没有惊动这里的人们。
多元的政治环境
当然，要谈论所通过的这一系列法律，就有可能涉及到政治。需要说明的是，工党和自由党联合执政7年，在战后首次将基督教民主党人推到反对派的行列，这并不能说明一切，但多少也说明了如此世俗的法律占了上风的原因。请不要忘记，当地的优良传统是，当人们试图越过一个危险的障碍时，他们懂得不能太着急。当地的《北方新闻报》主编海尔特—扬·拉恩不无嘲讽地对我们说，“有关安乐死的首次大辩论是在1973年进行的。当然，这一次多少算得上是旧话重提，但不管怎样，人们花时间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总之，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各种思潮都有自己的市场，甚至那些最极端的想法也一样有市场。我们如约来到戴维·德容家，40来岁的他身着T恤衫、牛仔裤，是5个孩子的父亲，他在一所中学当校长，也是代表基督教右派的市议员，当我们就时下的社会问题询问他的看法时，他说，“安乐死能够缓解痛苦吗？可是人们应该受苦！这是上帝要求的，他让我们受苦是为了净化我们”；“是否能接受同性恋的做法？那么以后如何对待恋童癖呢？不，上帝在圣经里说过，这是罪恶”。我们后来又遇到了属于左派的菲利普·德维利尔斯，他说，“你们见到德容了吗？对，他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不过，他是一个很受赏识的人。在市议会里，人们很听他的意见”。
超级实用主义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荷兰著名的实用主义，这或许有些好笑。请看软毒品贸易。吸毒历来是违法的，但却不受起诉，因此一些咖啡店里对此表示宽容。可是，既然不对吸毒的人起诉，人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给种植毒品的人判刑。因此，在格罗宁根，有一家商店就成了大麻种植者的天堂，人们在那里可买到家庭庭院种植大麻所必备的一切，如种子、肥料、带有排风系统的木制温室和必不可少的《大麻指南》，这种豪华书配有图片，教会人们如何在客厅的沙发上晾干种植物。
再让我们来了解有关卖淫的情况。荷兰法律准许卖淫，但如何将妓女们组织起来，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例如，让她们在什么地方才会不与邻居产生磨擦呢？格罗宁根市政府终于找到了工业区的一个停车场，那里晚上空无一人，可为妓女们提供避雨的地方，她们还可以在盖起的小房子里喝咖啡，与人交谈，这颇具荷兰特色。在这方面立法的主要目标是可以有效地抵制拉皮条犯罪，使各项监督管理趋于理性化。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女子享受社会福利，这毕竟是一种进步。
还有安乐死。这是一个痛苦而复杂的问题。它之所以在荷兰有市场，就是因为那里的医患关系真诚而透明。我们去看许林医生，他正在向未来的家庭医生们教授道德问题（这在荷兰是一种专业）。他解释说，在法国，90%的病例都属于这样的情况，面对一个患重病的病人，人们总是在欺骗他。“可是，医生为什么要撒谎呢？”不，他当然认为，可以把病情说得委婉一些，但不能撒谎。当人们问他怎么做时，他说，“例如，如果你知道病人只能活两周，你确实不能告诉他实情，但可对他说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法国人看来，这似乎有些让人接受不了，但至少是成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