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提出对智商影响新模型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6月1日电】题：“先天与后天”的问题之争（记者杰弗里·安德伍德）
测验结果告诉我们，我们要比我们的上一辈聪明得多。但是，百年来人类智商不断提高的原因一直是科学界、有时也是政治界争论的主题。
50年来，对于基因和环境哪种因素对人的智商影响更大的问题，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争论越来越激烈。直到最近，科学界两大阵营——遗传学派和环境学派，前者认为基因和遗传在决定智商方面几乎发挥着全部的作用，后者认为环境和经验发挥着重要作用——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先天与后天”这个引起争论的科学辩论有时也简单化地加入到是是非非的政治领域，引起极大争议。1994年，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查尔斯·默里和理查德·赫恩斯坦合写了《贝尔曲线》一书，结果遭到了科学界和政治界的猛烈批评。批评者称这两位遗传论者是种族主义者和杰出人物统治论者，因为他们认为智力是遗传，是先天决定的，无法改变，是形成美国“认知能力阶层划分”的原因所在，因此又被批评者冠以优生论者。
最近，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威廉·狄更斯与著名的智商研究者詹姆斯·弗林合作，在2001年4月一期《心理学评论》上发表论文，加入到这场争论中。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专门用来衡量环境对于智商影响的模型，有可能改变关于先天与后天究竟哪种因素对智力影响更大的争论。
1994年，布鲁金斯学会组成一个包括狄更斯在内的学者班子著书批驳《贝尔曲线》。尽管该书并没有出版，但狄更斯对智商研究中的矛盾之处颇感兴趣，因为不论是遗传论者，还是环境论者都无法通过研究彻底解决这一矛盾。
大部分从事智商研究的科学家都认为，一个人的智商绝大部分是遗传决定的。但是1987年，与狄更斯合作写书的作者弗林通过事实描述了一种现象，即20世纪全人类的智商惊人地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被称为弗林效应，它向遗传论者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因为人类基因变化不可能快到足以解释智商迅速提高。
智商提高得很快——自1942年以来，英国提高了27点，1918年以来美国提高了24点；从1964年至今，阿根廷提高了22点，同样在西欧、加拿大、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出现了类似的提高。狄更斯解释说：“这是个矛盾。智商主要受遗传影响，意味着环境影响很弱，但智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说明环境也具有强大的影响。”
狄更斯和弗林的论文为这个矛盾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的论点是：具有高智商倾向的基因促使人们寻找那些能发挥他们基因优势的环境。例如，在智力基因方面具有天生的微弱优势的人可能更喜欢上学、读书和进行抽象思维，并寻找能够促进智力发展的环境。这些活动和环境加强了基因优势，产生成倍效应，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智商。
狄更斯解释说：“智商越高，进入优良环境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进一步提高智商。”这种成倍效应对于任何基因倾向来说都有效。天生具有体育生物优势的人——也许个子更高、跑得更快——可能更喜欢体育，因而参加的体育运动更多。参加得越多优势越大，有可能进入更具竞争力的环境，使得优势更大。这样，基因间接地改善了环境，而环境又提高了人的基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