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读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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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1月14日文章】题：白宫图书俱乐部（作者　哈罗德·埃文斯）克林顿引经据典
在声名显赫的众多美国总统之中，如何评价比尔·克林顿？历史学家们将权衡8年的繁荣和弹劾的冲击，而我提出一个更有启发性的衡量要素：阅读。
我是1月初在“空军一号”上产生这个想法的。当时，我被护送到克林顿总统的机舱进行一次告别采访。我犯了一个错误，提到总统桌上放着的戴维·哈克特·费希尔撰写的《阿尔比恩的种子》。随后，总统同我就一条“我们凶残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的注释进行了一番讨论。用于提问的时间被一点点占用，我很快担心起来。为了反驳总统，我提到西蒙·沙马的《大不列颠历史》描写的一些罪恶行径，总统就说他要读那本书。在我就“最高法院的反联邦主义冲动”（这是在最高法院就佛罗里达选举案作出5：4的投票结果之前）向他提问时，他的回答是：“琼·爱德华·史密斯撰写的约翰·马歇尔传记告诉我，作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首席法官，马歇尔如何为美国审理了此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援引“加里·威尔斯的那本关于《葛底斯堡演讲》的精彩著作”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
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比较这位美国第42任总统同其前任们对书籍的喜好。克林顿一直难以在白宫找到藏书之处。他是个博览群书的人，而不是藏书家。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刚好相反。他阅读速度很快（虽然与每分钟阅读2000字的吉米·卡特不是一个级别），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读过所有书籍中的一半。在他海德公园村的私人图书室里有1·5万册藏书，远远多于学者型的托马斯·杰斐逊（6500册），米勒德·菲尔莫尔（4000册）和乔治·华盛顿（1000册）。但是为罗斯福作传的杰弗里·沃德发现其中很多书籍的书页没有切开。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怀疑她的丈夫跳读了很多巨著的某些章节，不过罗斯福没有跳读她读过的侦探作品。她说：“我从未发现他忽略我仔细读过的书中的任何细节。”爱书总统刚过半
历史显示酷爱严肃书籍同管理国家的能力之间有任何关系吗？不大喜欢读书几乎没有影响布什父子的飞黄腾达。戈尔大概在竞选时承认，最喜欢的书是外国人写的一部小说（司汤达的《红与黑》）。无论是对总统的表现抑或是对公众的威望，都没有简单的方法评估书籍的重要性有多大。不过我首先试用了一个自创的测试方法。通过向传记作家咨询，查阅传记、总统史和威廉·德格雷戈里奥的《美国总统全传》，我把总统划分为爱书和不大接触书籍的人。被我归为爱书的总统人数刚刚过半。他们是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米勒德·菲尔莫尔，詹姆斯·布坎南，亚伯拉罕·林肯，拉瑟福德·海斯，詹姆斯·加菲尔德，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胡佛，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理查德·尼克松，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
然后，我查阅了西恩纳研究所1994年编纂的总统排名。它让大学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按出色的程度给总统排名。我还参考了1999年为政府卫星有线电视台（C—Span）录制《美国总统》系列节目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和观众的最新意见。
我发现这22位爱书的总统都是杰出人士。他们的平均名次是14·6（西恩纳排名），处于排行榜的前三分之一。即使去掉艾森豪威尔（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更多的是浏览，而不是认真阅读），平均名次也有15·6（西恩纳排名）和16（C—Span排名）。不爱读书的总统排名一落千丈。他们当中包括一些受人爱戴的总统，例如安德鲁·杰克逊，林登·约翰逊和威廉·麦金利，但是他们的整体平均名次只有27。虽然西恩纳和C—Span两个排行榜的排名有差异，但是前8位总统显然都爱好读书：华盛顿、麦迪逊、杰斐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再加上有争议的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横扫前10名。
除菲尔莫尔和布坎南之外，公认的不称职总统———约翰·泰勒，扎卡里·泰勒，皮尔斯，安德鲁·约翰逊，阿瑟，哈丁，库利奇和格兰特———都没有显出对文学作品的真心喜爱。真遗憾！菲尔莫尔为调停南北方的奴隶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对书籍的喜爱使他创立了美国白宫图书馆；他在1850年入主白宫时，没找到一本书，连一部圣经或词典都没有。读书治国似相通
从广泛涉猎多个语种书籍的杰斐逊到像工程师一样为寻找答案而阅读的卡特，总统们爱书的故事不胜枚举。杰斐逊和亚当斯都瞧不起泥腿子华盛顿，因为在大片农田上长途跋涉，他的靴子上沾满泥土。但是最近对其文章和书信的研究结果显示，华盛顿读过不少书。富兰克林·罗斯福不喜欢深奥的和哲学类的书籍，他跑遍二手书店寻找海军和政治历史书。罗斯福有拉迪亚德·基普林的全套作品，还读刘易斯·卡罗尔、霍桑、朗费罗和丁尼生的作品。他睡觉前喜欢看点儿侦探故事；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寓所的床头柜上摆着他去世前看的书———约翰·迪克森·卡尔的《潘趣和朱迪谋杀案》。克林顿也承认喜欢从推理作品中寻求一点儿简单的刺激。
不过，比总统们阅读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他们从中的收获。罗纳德·里根不喜欢读书，但是受到科幻小说和连环画的启发而支持星球大战导弹系统。约翰·肯尼迪酷爱伊恩·弗莱明的间谍恐怖作品。猪湾入侵事件惨败后，他懊恼地说：“如果让詹姆斯·邦德解决这件事也许会更好。”另一方面，他那众所周知的用香烟炸弹或毒笔谋害卡斯特罗的企图或许也要完全归功于邦德。
如果可能，西奥多·罗斯福为新任总统布什开的处方一定会是书籍。他任总统时曾说：“我觉得博览群书，能够完全放松和完全脱离目前的争斗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莎士比亚塑造了林肯的宿命感。孤独的尼克松非常看重戴高乐1960年回忆录中的文章《剑刃》：“行动的巨人毫无例外地具有很高程度的躲进自身的能力。”杜鲁门从早期阅读的一个推销员卖给他母亲的四卷本《伟大的男性和著名的女性》一书中得出结论：伟人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与此相反，卡特从《战争与和平》得到的观点是，“重大事件的最终决定者不是领导者，而是人民大众，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他们的义务和恐惧，他们的勇气和坚韧，他们默默承担的决定世界命运的责任。”
应当知道，从书中得到的观点不是唯一和不可否认的，它们在传播过程中会因读者所处的文化社区，对语言的感应，读者的理解力，以及读者的主观意图而发生变化。不过，下一次选举总统时，我们也许不应当在候选人的行为不当和没有数学头脑等问题上浪费时间，而是应当让他报告过去读过哪些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