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之国”变样了

“山鹰之国”变样了
——四进阿尔巴尼亚 本报驻地拉那记者　王洪起　
从上个世纪下半叶至今，记者在素有“山鹰之国”美称的阿尔巴尼亚先后工作了18个年头，经历了这个国家剧变前的霍查时期、阿利雅时期以及剧变后的贝里沙时期和现在的迈达尼时期。这里的山山水水是那样的熟悉，这里的人民也依旧是那样的亲切，而这里的变化却又那样巨大……由贫穷到思变
1969年记者首次到阿尔巴尼亚工作时，首都地拉那还是一个只有15万人口的小城市。市内建筑，除市中心和主要街道两旁有些三四层的办公楼外，其他都是一二层的矮房，红色的顶，浅色的墙，小小的院落，花草树木衬托其间，倒也显得整洁、清新。
那时地拉那的商店都不大，但一般的日用品和轻工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因为当时正值中阿两国“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援阿经济项目近百个，遍布阿尔巴尼亚各地。
为了形象地描绘七八十年代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不妨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概括：
“一盏红绿灯”：当时，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汽车最少的国家，尤其是小汽车，只有官府用车，私人有车是不允许的。因此，在城市街道上安装红绿灯似乎也没那个必要了。80年代前，全国只有一盏红绿灯，还不是装在地拉那，而是在海港城市都拉斯。
“二牛抬杠”：从地拉那外出，常常看到二牛并排，一根粗木杠横在牛脖子上，中间顺着一根木杠为车辕，拉着笨重的车子，慢悠悠地走在公路上。然而，它却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
“三群当道”：汽车在市郊行驶，常会遇到牛群、羊群和鸡群拦路，司机也无可奈何。
“四处碉堡”：为落实霍查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指示，阿尔巴尼亚于七八十年代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大约40万个碉堡，故被西方称为“碉堡之国”。这些三五成群的明碉暗堡或坐落在山坡上，或蹲卧在道路旁，或龟缩在农田里，即使在绿树成荫的城市公园和撒满阳光的沙滩上，也有大大小小的碉堡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大煞风景。
“武（五）警林立”：在阿尔巴尼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现穿警服或便衣的警察，不愧为“全民武装和警察的国家”。驻阿尔巴尼亚的外国人，一外出便受到警察的跟踪与监视。记者第二次在这里工作时（80年代），还一直“享受”着这种“待遇”。
“六亲不认”：晚年的霍查，偏执多疑。仅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就在文化界、经济界和军界进行了三次大清洗，人为地制造了三个“反党集团”，许多人受株连，或被肉体消灭，或身陷囹圄。后来霍查又逼迫他的接班人谢胡自杀，并给他加上了“多国间谍”的罪名。
“七窍不通”：阿尔巴尼亚长期闭关自守，对现代信息、科技知之甚少。到80年代还把机器人当作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批判，认为机器人是“跨国公司和资本家用来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具”，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八面威风”：当时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喜欢说大话、空话和假话，吹嘘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卡在帝修反等所有敌人喉咙里的硬骨头”；一面在群众中制造紧张气氛，一面又宣传“吓倒和打败阿尔巴尼亚的人迄今还没有生出来”。
“久（九）久不变”：阿尔巴尼亚长期推行苏联模式，政治和经济体制僵化，几十年一贯制。
“十分落后”：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贫穷和落后的国家。
1985年，霍查去世，阿利雅接班。阿尔巴尼亚开始有所变化。一批批外国旅游者出现在地拉那街头；自由市场开始活跃，农民可以公开出售自留地里生产的蔬菜、水果和家禽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到警察就提起篮子逃跑。外界评价说：阿尔巴尼亚已向世界打开了一条门缝，正在谨慎而缓慢地变化。由剧变到动乱
1992年，我第三次踏上这块土地，感觉十分陌生。这时的阿尔巴尼亚也尾随东欧其他国家发生了剧变。但如果说其他国家的剧变是“天鹅绒式”的，阿尔巴尼亚的变化则是“急风暴雨式”的。
在地拉那街头，列宁和斯大林雕像不见了，霍查的巨型铜像不见了，国家历史博物馆壁画上的红五星也不见了。大街小巷的墙面上胡乱涂着“民主党＝美元”、“共产主义＝死亡”等标语口号。对于这场剧变，有人曾以“破坏性大、复仇性强、动荡剧烈、后果严重”这四大特点来概括。
1997年，由于执政的民主党支持“金字塔”式假集资活动，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引发了一次自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武装动乱。一时间，全国大部分军火库被抢，近百万支枪械、数亿发子弹流散于民间；国家的军队、警察几近瓦解；司法机关被焚烧，监狱发生暴动；国家和地方政权陷于瘫痪。
后来，以意大利为首的“八国联军”前来维持治安，民主党被迫下台，由社会党收拾残局。据统计，动乱中拥有300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有近3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物质损失达数十亿美元，而动乱期间流散于民间的大量枪支弹药则后患无穷，动乱本身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消除。我作为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记者，亲历了这场动乱的全过程，并同我驻当地使馆的留守人员一起度过了那近百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五子登科”
时隔不到3年，我故地重游阿尔巴尼亚，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车子多了，房子多了，铺子多了，游子多了，案子多了，真可谓是“五子登科”。
满街跑“奔驰”。阿尔巴尼亚全国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可现有私人汽车就达26万辆，平均每13人就有一辆。仅地拉那就有汽车5·7万辆，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奔驰车。这些车大都是海外游子从西欧国家买来的“二手车”，但也有一部分来历不明。据媒体报道，阿尔巴尼亚前公安部长乘车前往希腊访问，他的车子在海关竟被查出是失盗车。车子多了，可道路却不敢恭维。市内道路坑坑洼洼，城际公路弯弯曲曲。
“见缝插针”盖楼房。几年不见，各城市的高层楼房已拔地而起，乡村里两三层的红墙小楼也比比皆是。目前，建筑业是阿尔巴尼亚发展最快的“三大业”之一（另两业是商业和运输业）。
“全民经商”建店面。90年代以来，阿尔巴尼亚各地的市场、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至今“方兴未艾”，势头不减。新世纪到来前夕，我到地拉那市内转了一遭。一个由废弃的足球场改建的自由市场内，摊位密密麻麻，购物者摩肩接踵，摊主们不断地向顾客推销他们的“洋货”：衣帽鞋袜，日用杂品。在“唐人街”上，来自中国温州和青田的商人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城市东南角，迪斯科乐曲在空中回荡，这里是电器市场，清一色的外国货。今年阿尔巴尼亚发生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电力危机，这里出售的中国稳压器、应急灯成了抢手货。首都西南角上的农贸批发市场以及市中心的商品展销会，来置办年货的顾客更是川流不息。虽说西班牙的肉鸡、希腊的柑橘、马其顿的苹果、拉美的香蕉处处可见，但随着阿尔巴尼亚本国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自产品越来越多，人们再也不用为买不到肉、奶、蛋而发愁了。
难民变移民。90年代发生剧变和动乱时，数以万计的阿尔巴尼亚人逃往意大利、希腊、德国等西方国家，沦为难民。几年之后，他们有的已经得到合法身份，变成了移民。据最新统计，这些人连同通过正当渠道出国者，总共不下70万。移民们省吃俭用，把存下的血汗钱捎回国内，让亲人们开商店，做买卖，盖房子，使生活得以改善。据报载，这些侨民汇回国内的钱每年多达五亿美元，比阿尔巴尼亚年商品出口额多出好几倍。
案件层出不穷。由于动乱的后果，阿尔巴尼亚的凶杀案、盗窃案、偷渡案、武器和毒品走私案等层出不穷。碉堡的变迁
人们可能会问，上面提到的那些劳民伤财的碉堡如今怎么样了？记者就此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沿海和农田里的一些碉堡已被清除，据说是西方驻军帮助拆除的；在阿尔巴尼亚与西方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地方，碉堡被当成了“临时工事”；都拉斯海滩上的一些大碉堡已进行了改造，成了“碉堡餐厅”；一些位于市郊的碉堡成了“碉堡商店”；南部沿海旅游路线上的碉堡被涂上五颜六色的图案，成了“碉堡广告”；许多地方的碉堡加上了门锁，成了私人用的“碉堡仓库”；也有的成了住人的“碉堡屋”；当然，绝大多数碉堡仍然寂寞地匍匐在大地上。
阿尔巴尼亚剧变后，山区农民为生活所迫，迁往首都和东部沿海地区，有的投亲靠友，有的搭起帐篷栖身，有的便住进了碉堡。5年前，记者曾在地拉那通往都拉斯的公路旁参观了一家“碉堡屋”。这家主人叫姚努兹·卡斯米，是从东部迪勃拉山区搬来的。碉堡四周加上了篱笆，自搭了牛棚、厨房，拉了电线，八九平方米的碉堡屋内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5年后的今天，我又光顾了这个“碉堡屋”，发现靠近“碉堡屋”已盖起了一套四居室的平房。主人不在家，他的女儿还认得我，跟我打招呼。这个身有残疾的女孩子告诉我，他们已不再住“碉堡屋”了。“父亲做小买卖，碉堡屋成了他的仓库。两个兄弟一个去服兵役，一个去了美国，生活虽还靠救济，但好多了，至少不再住四面进风、又冷又湿的那里了”。“那里”就是指“碉堡屋”，女孩子不愿这么称呼它，似乎很想忘掉它。中国情结
60年代到过“山鹰之国”的人都知道，当时公路上跑的是解放牌汽车，骑的是永久牌自行车，手上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听的是熊猫牌收音机。阿尔巴尼亚人的衣食住行无处不同中国有关。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在地拉那的大街上，已很少有人以“同志”与你相称（60年代），但也没有人暗地里骂你是“猴子”（70年代末和80年代），而是恭敬地称你为“先生”。
迄今，阿尔巴尼亚老人仍忘不了那份“中国情结”。在大街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者同我握手，还用中国话“你好”与我打招呼。他发现我懂阿语，便跟我攀谈起来。老人家说：“过去，中国在阿尔巴尼亚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援助，还有的中国专家为我们的建设牺牲了生命。这些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近，阿尔巴尼亚发生了20年来最严重的电力危机，是中国援建的费尔泽水电站为我们救了急。我们真希望中国人再来。”
新年前，记者有幸分别见到了阿尔巴尼亚首任总统阿利雅和现任总统迈达尼。他们都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希望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图片说明：①中国农机产品在地拉那国际博览会上参展。②地拉那最高建筑——15层的国际饭店（三星级）。③首都地拉那大会堂。④别具一格的“碉堡屋”。
（摄影　王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