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苦翻译乐

翻译苦翻译乐 苦心孤诣得真谛　乐此不疲成大家
【台湾《联合报》12月31日—1月2日连载文章】题：翻译苦·翻译乐——《台北人》中英对照本的来龙去脉（作者　白先勇）
今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台北人》（Taipei　people）的中英对照本。《台北人》从英译本到中英对照本都是一项“团队工作”，是主编高克毅（乔志高）先生、合译者叶佩霞以及原作者我自己三个人共同完成的一桩相当费时吃力的文字工程。期间有挫折、有颠簸，但有更多的兴奋、喜悦。参加《台北人》英译，是我平生最受益最值得纪念的经验之一。
如果说我们这个“翻译团队”还做出一点成绩来，首要原因就是由于高先生肯出面担任主编。大家都知道高先生的英文“聒聒叫”———尤其是他的美式英语，是有通天本事的。莫说中国人，就是一般美国人对他们自己语言的来龙去脉，未必能像高先生那般精通。他那两本有关美式英语的书：《美语新诠》、《听其言也———美语新诠续集》一直畅销，广为华人世界读者所喜爱，他与高克永先生合编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更是叫人叹为观止。高先生诠释美语，深入浅出，每个词汇后面的故事，他都能说得兴趣盎然，读来引人入胜，不知不觉间，读者便学到了美语的巧妙，同时对美国社会文化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因为高先生说的那些美语故事，其实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史、文化史。高先生的英文能深能浅，雅俗之间，左右逢源，同时又有深藏不露的一面。
1978年《译丛》刊载的那篇回忆老舍的文章“Lao　She　in　America—Arrival　and　Departure”，就绵里藏针，分析老舍在美国的生活以及1949年离美回返中国前夕复杂矛盾的心情，冷静客观，随处暗下针砭，表面却不动声色，英文用字的分寸拿捏恰到好处，读来非常过瘾。光是英文好，并不一定能成为翻译大家，高先生的中文功夫也是一流的，就读读他那些行云流水举重若轻的小品文就知道了。他中译的一些美国文学经典，译作本身也就成为了典范。能够悠游于中英两种语文之间，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作家不多，高克毅先生是一个例外。
我们“翻译团队”的第二位要角是叶佩霞，是生长在纽约的犹太人，出身书香世家，热爱文学音乐。她熟读莎士比亚，又因为长居曼哈顿，街头巷尾的俚语俗话，耳熟能详，所以她的英文也能雅俗并兼。佩霞对东方文化悟性特高，她的博士专业是研究日本民俗音乐，她到日本留学，专访昭和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艺妓，跟她们学唱日本民歌。佩霞出师后，东瀛归来，手抱三味弦，轻拢慢捻，浅唱低吟，我的日本友人听后大为绝倒，以为有京都音。
我自己中文英译的经验有限，只有在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念书的时候，把自己的几篇小说译成英文，作为硕士论文。
因为有高先生做我们的靠山，我与佩霞心中相当笃定，我们知道有这位译界高手把场，我们的翻译不至于滑边。佩霞与我定下一个原则，翻译三律“信、达、雅”。我们先求做到“信”，那就是不避难不取巧，把原文老老实实逐句译出来——这已是了不得的头一关。
《台北人》里面14篇小说各自异调，这就给译者出了一个大难题。翻译文学作品我觉得语调准确地掌握是第一件要事，语调语气不对，译文容易荒腔走板，原著的韵味，丧失殆尽。语调牵涉用字的轻重、句子的节奏、长
短、结构，这些虽然都是修辞学的基本功，但也是最难捉摸的东西。我和佩霞合译的第一篇，又偏偏选中了《游园惊梦》。这是《台北人》系列结构比较复杂、语调多变化的一篇，而且还涉及特殊的中国文化背景。我先花了一番工夫对佩霞讲解《游园惊梦》里那一群昆曲艺人的戏梦人生，幸亏佩霞的古典文学底子深，《史记》、《杜诗》、《红楼梦》的英译本她都看过，而且极为倾倒。
《游园惊梦》的世界她很轻易便进去了。为了制造气氛，我们一边译，一边听梅兰芳的昆曲《游园惊梦》，佩霞经过音乐训练，听几遍也就会哼了。然而把这篇小说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却也费了我们九牛二虎之力。我们逐字逐句地琢磨，有时候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字句，翻遍字典，摘发顿足也于事无补。我们两人拿着放大镜查遍牛津英语字典，偏偏就找不到正确字眼。
《游园惊梦》里又引了几段《牡丹亭》的戏词，这几段戏词对整篇小说的主题颇为关键，《牡丹亭》早有白之教授的英译本，白之的译文当然典雅，但佩霞觉得引用人家的译文到底不算本事，不如自己动手。她译出来的这几段戏文，颇有点伊丽莎白时代英语的味道，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于16世纪，所以倒也不算时代错乱。
我们的初翻译稿只能算是一个相当粗糙的坯胎，这个粗坯要送到我们的主编高先生那里，仔细加工，上釉打彩，才能由达入雅。就在高先生修改润饰我们初稿的过程当中，我才深深体认到高先生英文的真功夫。他增删一字一句，往往点石成金，英文字在他手中，好像玩魔术，撒豆成兵，全变得活生生起来。改别人的译稿，最费工夫，改得太多，面目全非，失去改稿的初
衷。高先生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而且也是最能体贴人心的编辑，他修改我们的稿子，虽然很细很严，但他总设法尽量保持原有架构，不使其失却原貌。我与佩霞每次接到高先生的修订稿，一面读一面赞叹，佩服得五体投地。
以高先生在翻译界名望之重，我们跟他一起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压力，真是如沐春风。他让我们任意驰骋，过了头的地方，自然会把我们兜转过来，但我们有一二创见，他也会替我们撑腰。例如《思旧赋》这篇小说，是以两个旧日官家老女佣的对话为主，我们最初是用普通英文，译出来调子完全不对。我对佩霞说，《思旧赋》里的罗伯娘跟《飘》里的Mammy、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Dilsey这些美国南方黑人嬷嬷有几分类似，佩霞提议那何不用美国南方方言试试？果然，译出来生动得多，比较接近原文中对话的语气。
从前美国南方一些世家的主仆关系，跟中国旧社会里大家庭的组织有相似之处，重人情讲义气，这两种文化有些地方是可以相通的。我们开始还有些担心高先生的想法，未料到高先生却认为可行，只删掉一些乡土气太重的词句。《台北人》14篇译稿就这样一来一往。那时高先生住在华盛顿附近，我们各在美国东西两岸，只靠书信电话联络，可是我们三人小组却有一种团队的默契。
中文小说英译第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就是中文人名，作者替他小说中人物命名，总希望能对人物的个性、背景、命运等等有所提示，启发联想。张飞、诸葛亮、潘金莲、李瓶儿、贾宝玉、薛宝钗，这些人名取得好，涵意丰富，但译成英文用罗马拼音，那只剩下了音，失去了意，而且拼音不加四声连音也念不准。
有些译者也把中文名字意译，那也不是每个中文名字都适合这样做的。王际真的节译本《红楼梦》，王熙凤就直译为Phoenix,西方文化中的凤凰虽然有很不同的象征意义，但张牙舞爪的泼悍形象倒适合了凤辣子的个性。霍克斯译全本《红楼梦》时，熙凤便变成了Xi—feng.霍克斯的译本当然是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我觉得他把凤姐的名字罗马拼音化却是个败笔，我宁取王际真的意译。
我们译《台北人》的人名，伤透脑筋，何时意译，何时拼音，煞费思量。《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本名金兆丽，这个名字用上海话念起来刮拉松脆，拼音以后，便觉喑然。我与佩霞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意译名字，只好向高先生求救，高先生寄回来的答案是“Jolie”。佩霞与我看了拍案叫绝，这原是个法国名字，发音起来，与上海话“兆丽”很相近，又有“美丽”之意，音与意都相符，而且《夜巴黎》我们用法文“Nuits　de　Paris”，因此“Jolie”又添了些舞厅里的巴黎味。高先生这一着棋，使得全盘皆活。
《游园惊梦》里钱夫人的妹妹月月红也教人为难，月月红就是月季花，当然不能用拼音，但我们查遍了有关蔷薇科的辞典，也找不到一个相当的花名，原因在“月月红”有个重叠词在里面，英文里哪里去找？只好又把这个难题抛给了高先生。他一下子就解决了：月月红就译成“Red—red　Rose”（红红的玫瑰）。英国诗人彭斯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名诗句“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意为我的至爱恰似红红的玫瑰）月月红的英译便有了出典，而且英文中也有个重叠词。月月红花呈粉红，随开随谢，原有几分浮花浪蕊，Red—red　Rose念起来也很俏皮，十分相配。译苑无涯　独赏奇葩
香港是华人地区英文程度最高的地方，大学里普遍设有翻译中心，台湾的大学近年来也纷纷成立翻译系所，可见翻译工作在华人地区愈来愈受到重视。文学作品的译本恐怕没有最后定稿这回事，世世代代都可能有新译本出现，不过有一定成绩的旧译本也必会在原作品的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翻译对于文化交流的影响毋须赘言，圣经英译、佛经中译可以改变整个文化。
不知道曾否有人深入探讨20世纪初期林纾（字琴南）那些西洋翻译小说对中国社会、中国读者产生过多大的冲击，我想可能不亚于后来居上的好莱坞电影。林琴南一句外文不识，与人合作用文言翻译，一面译、一面自由发挥，居然移译出近200种西洋小说，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翻译史上一大奇迹。
据说当年他译小仲马一本《茶花女》就曾经赚取过多少中国读者的眼泪。我记得我在台大的法文教授黎烈文先生，他本身也是一位翻译名家，译过多本法国小说，就曾大大赞赏《茶花女》的中译书名，说林琴南译得漂亮，如果La　Dame　aux　Camlias译成“茶花太太”，岂不大煞风景。的确，翻译的巧妙就在这里，一个女字，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