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卧室里的风险资本家

尽管如此，经过这次会谈，我明白了萨拉为什么对他尊敬有加。弗兰克打入了硅谷的内圈——分钱的地方。他完全有资格一夜暴富：拥有一所常青藤联合会大学的学位，了解货币流通规律，饱含热情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他的经历是硅谷社会批评家保利娜·博苏克所称“MBA（工商管理学硕士）入侵”的缩影。“MBA入侵”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穿着软底鞋的商海弄潮儿纷至沓来，他们明确无误地标志着硅谷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动力源泉，同时也是高技术嬉皮士放浪形骸岁月的写照。
大多数站稳脚跟的网络工作者在自己所投资的公司取得了一份股权，如果干得好，就能腰缠万贯；弗兰克处于网络业等级体系的最底层，挣的是死工资。他不肯透露工资有多少，只是说约为他在华尔街所赚收入的一半。更令人心烦的是，他显然觉得眼下这个住处委屈他了。跟萨拉一样，他也是看了《世界日报》上的广告才按图索骥找到了我的故居。他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以后要找个地方一个人住。眼下，弗兰克每天早上要排队使用盥洗室，洗衣服要用后院的洗衣机。“我真是受够了，”有一天晚上，弗兰克以鄙视的眼光打量着我过去的卧室说道。
对萨拉来说，独自呆在硅谷太没意思了。一年前，她跟前任男友分道扬镳，现在正跟旧金山一家投资银行的一名软件工程师约会，但她也说不准这种关系能维持多久。在硅谷，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三比一，人们以为像萨拉这样活泼可爱的姑娘可以尽管挑个满意的心上人。萨拉告诉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硅谷的男人有好几千，但都是一个样儿，”她说，“全都是工作狂。全都不是工作便是学习，因为他们都害怕落伍。这是硅谷所有人的恐惧——工作不努力就会落伍。”
萨拉对男人的忧虑一定程度上是受远在台湾的母亲感染，她唯恐女儿成为一个老处女。父母看不惯美国给萨拉带来的许多变化——他们认为萨拉穿着太随便，化妆不细心，为人不够矜持。而以美国的标准来看，萨拉非常保守。她不去酒吧或俱乐部，只跟台湾人约会，不沾毒品的边儿，极少喝酒。“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台湾人，”她说，“我介于两者之间，难呀！”
那天，硅谷绷紧了神经——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9点，是4月中旬出现全面恐慌之前的小震，但已然动摇了人心。只要头脑灵活并愿意勤奋工作就能飞黄腾达的观念一去不复返了。恐慌情绪蠢蠢欲动，就像在一艘船体倾斜的轮船上，乘客意识到救生艇不够用，于是乱作一团。（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