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卧室里的风险资本家

小时候，这片地区——大致位于帕洛阿尔托和圣何塞之间——就像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除了果树和航天工程师外一无所有。纵然我熟视无睹，但我确实见证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这个峡谷不仅设计制造了推动新经济发展的大量机械，而且使资本主义摆脱了等级观念和社团主义的约束，无形中把一大批大学退学生变成了亿万富翁，并掀起一场技术革命，以无比广泛、复杂和微妙的方式改造着我们的生活。
这个峡谷充满诱惑，“硅”这个字本身仿佛焕发了魔力，各地商界领袖纷纷套用：纽约市有硅巷道，爱尔兰有硅沼泽，西雅图有硅森林，南达科他有硅草原。据一个网站计算，有志于赶超硅谷的地名多达90个。
繁荣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居民的肤色。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硅谷所在的圣克拉拉县约80％人口是白人。如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过去十年中近16万移民随着信息大潮蜂拥而至，白人成了少数民族。全县共居住着160万人口，其中49％是白人，24％是拉美人，23％是亚洲人，4％是黑人。
为了表示谢意，我提出请萨拉吃饭。第二天晚上，我们前往与住宅相距几个街区的小型购物中心“库佩蒂诺村”，当初那里有一家药店，一个超市，一家熟食店，一间干洗店和一家旅行社。购物中心的街对面是惠普公司早期的几幢办公楼，史蒂夫·沃希尼亚克70年代就在这里工作。
时至今日，购物中心已变成郊区唐人街，招牌全都使用中文，有一个中国超市和一家中医药商店，里面摆着干鱼翅。
一路上，萨拉对我说，她找到我父亲的房子是因为《世界日报》——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台湾日报——上的一则广告；看了以后觉得比较满意，550美元（约合4300元港币）的租金不算贵，而且上班很方便。
现在这房子里住着两个弗兰克。我见到的第一个弗兰克不肯透露自己的姓，住在后面我们原来的起居室。他30岁，瘦高个，言谈谨慎。他祖籍北京，到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计算机，目前是诺特尔网络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跟这幢房子里的其他几乎所有人一样，他所持的是H—IB签证；我强烈地感觉到，他唯恐说错一个字就会被赶出美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临时签证毕竟让人提心吊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