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将迫使美中情局发生变革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6日文章】题：因特网改变间谍活动方式（作者  贾斯廷·布朗）
去年夏天，俄罗斯坦克出人意料地开进科索沃，先发制人，令北约部队陷入尴尬时，乔治·弗里德曼说他是第一批得知此事的美国人。
弗里德曼在得克萨斯州经营一家私人情报公司，他几乎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就接到公司驻科索沃的一名消息人士发来的电子函件。他说：“我们在政府知道之前就知道了。”
虽然弗里德曼的独家新闻也许无关紧要，因为几分钟后这个消息就不胫而走，但它突出反映了情报搜集活动在迅速变化。
曾经需冒着巨大风险才能偷偷越过国界的地方新闻报道现在可以在网上查到。一度由超级大国垄断的高清晰度卫星图像现在可以以大约每张2000美元的价格买到。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只要一本护照、一张机票，就能看到一度是世界最禁锢的城市了。
弗里德曼解释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事情很简单，就像问一问身边的人‘嗨，能帮个忙吗？’”
但是，虽然信息搜集活动的形势变化对类似弗里德曼的公司的业务有利，但对中央情报局为首的美国13个情报机构来说却是利弊兼而有之。
一方面，新技术使它们能够从事几十年来它们一直从事的工作，而且花钱少了，把握大了。另一方面，它削弱了它们存在的理由。
例如，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认为，大约95％的经济情报来自“公开渠道”，或是来自公众也能获得的渠道。他最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5％实质上是我们窃取的秘密。我们通过间谍活动、通过交流、通过侦察卫星窃取秘密。”
分析家说，考虑到这些数字，情报机构越来越难以为它们的活动方式和预算找到正当理由。情报机构每年约开支3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它们冷战时期得到的最高开支，超过了俄罗斯现在的联邦预算。
它们这样做冒着很大危险：对美国的国际声誉、对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而且有时对人类生活，都有危险。
分析家说，中央情报局不做的事情，也有问题。他们受到指责，说他们没有充分利用公开渠道，拒不接受他们在苏联垮台后需要彻底变革的现实。
今天，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大量存在（不再仅仅是苏联了）。情报消费者也大量存在，从政治官员到经济专家，乃至美国的北约盟国。由于通过新技术可以获得这么多信息，以至于最大的困难成了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
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担任高级情报官员的格雷格·特雷弗顿说，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经常费尽周折去完成原本可以从因特网或私人部门渠道获得的报告。
目前是兰德集团分析家的特雷弗顿说：“在人人都依赖计算机的世界上，（中情局）应把自己当作所有信息的塑造者和核对者。”
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罗伯特·斯蒂尔为中情局及其它机构多利用公开渠道进行了奋斗。他建议政府出资10亿美元，从公司中挖掘私人部门分析家
斯蒂尔说：“我们应当从事为政府提供信息的工作，而不是窃取机密。”目前在国际政策中心工作的前中情局官员梅尔文·古德曼认为，中情局及其局长乔治·特尼特为了维护中情局而故意夸大了对美国的威胁。古德曼说：“他们越来越吹嘘在冷战后的环境里已不再具有重大意义的能力。”
批评中情局的人还指责该机构在网络化时代里未进行自我调整。换言之，现在对情报机构来说，预测新趋势也许比弄清外国政府的秘密要更为重要。斯蒂尔说，比如，中情局应预先通知美国官员：卢旺达可能发生民族灭绝行为，科索沃可能提出历史性的要求。
最近广为公布的情报失误也突出了情报机构的某些弱点。1998年，中情局未能预测印度将进行核武器试验。可是，特雷弗顿说，关于那次试验，一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锡克教信徒社区发行的反印度新闻通讯曾提醒注意过。
但是，官员们不仅不以那些失误为动力，厉行改革，反而争辩：正因为此，才需要增加经费。
特雷弗顿说，正如国防部在冷战结束后拒绝变革一样，情报界似乎走进了自我维护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