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不可能形成「中华共同体」

【英国《生存》杂志冬季号文章】题：亚洲的“华人”是对地区安全的威胁吗？（作者　悉尼理工大学国际研究所主任戴维·古德曼）　
　自从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是来自香港、台湾和东亚与东南亚的华人企业家和资本的参与。香港１９９７年７月“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实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融为一体，而东亚和东南亚华人群体的工商活动又使人重新提出以前有关中国同它边界以外的“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和它对这个地区的政治与战略环境可能产生的后果。　
　一些观察家宣称，这些集团的相互作用正处在建立一个新的能与欧洲、日本和美国角逐的经济超级大国的过程中；而另一些人甚至是更加激烈地宣称，华人特性可能会取代对国家的需要，导致这个地区内国家之间活动作用的减弱。据一位作者说，华人的相互经济作用将产生社会政治影响，重新给目前的中国国家下定义，导致建立一个新的“中华共同体”。　
　这样一种广泛存在的华人力量对地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显然是相当大的，可能大大超出华人在一些个别国家受到歧视的问题。　
　然而，中国大陆同台湾和东南亚华人融为一体，更长远地看是不大可能进一步发展的。除了笼统的共同祖先的背景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个地区的华人联合在一起，而建立东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设想则经不起更为仔细的推敲。如果华人的活动能够得到确认，那是在工商阶层，而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工商阶层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明显的华人特性而联合一致，还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的差异而矛盾重重。此外，华人目前参与北京的活动是出于他们自己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考虑，而不是任何假想的大汉族主义的表现。　
　迁徙长期以来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华人向东亚和东南亚迁徙导致建立更广泛的经济力量，并且可能产生政治后果。据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大约５０００多万华人１９９０年的产值相当于大约４５００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控制了东南亚零售贸易的２／３，尽管他们只占当地人口１０％；拥有的外汇储备总额在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　
　在最近的图书资料中被称作是东亚和东南亚华人的，包括完全不同的两大类，每一类又可细分为若干不同的分支。台湾和香港（可能还有新加坡）的华人不同于东南亚的华人。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华人都不是居于少数的居民，它们也不是生活在中国之外，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华人对于他们自己内部的政治斗争、地区事务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态度很可能与东南亚华人的态度不同。　
　在台湾，华人显然也不同，１９４９年从中国大陆到那里定居的“大陆人”同在那里居住时间更久、讲闽南话和客家话的群体之间有着很大的社会差别。　
　要统一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也是非常不实际的。　
　华人的社会多样性就“华人特性”用作预测经济行为（且不谈其他活动）因素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在所谓的“华人经商惯例”与来自东亚与东南亚华人政治体制的人的经商惯例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不论是这两种经商惯例的哪一种，都可以肯定商业行为遵循的不是华人特性。　
　虽然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企业家的华人特性保证他们更易于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这特性并没有在经济或其他方面给予他们应有的保护。发生了几桩广为报道的华人企业家同他们在中国的同事和同仁发生冲突的案例。对于华人企业界人士来说，一个中心问题或他们有不安全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旦他们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商活动，他们就得要遵循中国的规章和程序，而这并不总是他们来自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制的规章和程序，也不是华人的规章和程序。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已经建立了主要是以规章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华人的商业惯例谋求建立不受外界影响的、因而也是安全的商业环境，而中国并不总是能保持这样的商业环境。　
　此外，华人的政治利益几乎天生是不同的，原因是他们属于不同的群体，并且有着各式各样的多元关系。华人并不是有自成一体的社会体系，他们也不是孤立地行动，或者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的政治环境以及这种环境的继续发展，都成为对他们行为的必要的约束力量。　
　对于东南亚来说，认为华人在各个方面与他们当地的政治环境无关，就是否认使得他们首先成为人们注意对象的基本特点。华人是国际化的工商阶级，但是东南亚所特有的现象是，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各国首都越来越多地发挥国内资本家的作用。他们由于同中国不同地区的特殊关系而享有出色的市场地位；恰恰因为华人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些关系可以用来获得商业好处。此外华人远远不是属于统一的群体。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华人世界的新重心在台湾海峡，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的相互作用。　
　甚至在东南亚，华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也是四分五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