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必须果断（下）

（续昨）经过两三年的探索，大约在１９６８年，我们确立了两个战略。第一，避开本地区，与发达世界即美国、日本和欧洲建立联系，吸引他们的公司和跨国公司到这里来办厂，然后再向工业国家出口。这第一个战略意味着我们需要一支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合作精神的劳动大军。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态度，从共产主义性质的不合作工会转而建立具有合作精神的工会。
另外一个战略是，使新加坡成为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地区的一个基地，使它的行政管理、卫生、教育、福利、通信等制度接近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标准。为此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改变人们的行为举止，因为这个社会陋习太多。因此我们开展了各种运动，如“请勿随地吐痰”、“礼貌待人”等等。这些并不需要政府过于强悍，而是需要政府有能力做出坚定不移的决策并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响应这些做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一成不变，我们将无法生存，我们将走向灭亡。
我们有四种官方语言，即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现在大家都学习英语，将它作为主要的语言工具，而将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因此我们拥有能适应国际社会的劳动大军。这就是我们能取得现在这一成就的原因。
问：美国有些人对中国是否会信守香港高度自治的诺言持怀疑态度。
答：我从亚洲人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香港问题与我无关。作为一个亚洲人，我要问：美国人真的关心香港６００万中国人的前途吗？我想回答是肯定的。但与他们对大陆１２亿中国人前途的关心相比，他们对香港人前途的关心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大陆。
新加坡的情况也是这样。为什么美国新闻界诋毁和攻击我们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专制国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３００万新加坡人，而是因为就像美国新闻界和“自由之家”所说，我们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而台湾是一个好榜样，我们应该走和台湾一样的道路。
如果我是香港人，我不会愿意成为使中国民主化或导致中美冲突的催化剂。１５０年来，香港从来不是争取民主或自由的场所，而是发财致富和安居乐业的地方。当邓小平承诺实行“一国两制”时，他就是指这个而言的。
问：世界银行所说的“东亚奇迹”是否在衰退或减速？
答：我们都依赖于外部需求。东亚还不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地区。没有美国市场，这一奇迹就无法实现。或许再过１５到２０年，如果日本放宽控制和对外开放，东盟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世贸组织有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后会有更大的发展，那么，情况可能会不同，东亚就不会这么容易受美国电子业衰退的影响——这是东亚所有国家去年经济形势不佳的根本原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