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政治家受到更多挑战

【香港《亚洲杂志》２月２３日一期文章】题：高高在上的女性（作者罗恩·格卢克曼）
一批女政治家在世界政坛脱颖而出，改变了过去男性领导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她们面临许多困境。
正如任何领域的成功女性一样，女领导人经常受到是否胜任本职工作的质疑，总是被人攻击忽视家庭责任，在危机时刻人格力量受到苛刻的考验，而且通常被人以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来衡量。这在亚洲尤其明显。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相比，亚洲相对来说有较多的女性、而且较早地当过国家元首。
斯里兰卡总统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自１９９４年执政以来经受了人们对她种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猜测。而她并不是唯一受到极端双重标准待遇的女性领导人。科拉松·阿基诺在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始终有人戏称她为“第一家庭主妇”。不过她因挫败了一系列未遂政变而显示了她的勇气。
亚洲协会会长尼古拉斯·普拉特曾担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和驻巴基斯坦大使。他说：“人们对妇女的要求更高。不仅政界，企业界也同样如此。”
从世界上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１９６０年在斯里兰卡上台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开始，亚洲涌现出大量女性统治者。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国家直到１９７９年才出现了一位女性领导人，这就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同年，法国的西蒙·韦伊成为欧盟第一位女主席。８０年代，妇女先后在冰岛、挪威和南斯拉夫执掌政权；９０年代，土耳其、爱尔兰、尼加拉瓜和波兰也先后出现女领导人。然而在美国，尽管妇女在３／４世纪以前就取得了投票权，但任何一个主要政党都还没有过女性总统候选人。
当然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虽然亚洲涌现了许多著名女政治家，但极少有人会认为是亚洲开辟了妇女掌权的道路。主要原因有两方面：权力是如何获得的，获得权力后做了些什么。
普拉特说：“如果你研究一下亚洲执政妇女所处的环境，就会发现实际上她们似乎全都是因家族内部暴力活动而被推上台的。”德里研究妇女问题的学者吉坦贾利·辛格说，真正检验女领导人能力的是她们做了些什么。不管亚洲女性领导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取得政权的，评价她们的更重要的方面是她们的政绩。
国际妇女杂志《合十》在香港的编辑兼出版商凯蒂·拉德克利夫说：“亚洲的女领导人实在没有为帮助本国妇女做多少事情。”
她说，亚洲的女性领导人总是与男性权力集团扯在一起，因此对女性问题影响甚微。亚洲的女性政治家缺少像西方妇女运动产生的那种基层支持，因此感到对现状无能为力。她解释说：“这主要是一个渠道问题。亚洲妇女没有通向权力的其它途径。”
辛格说，妇女要想被人们接受必须付出更艰苦的努力，而且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的努力。人们对女领导人的仪表神态要求严格。辛格说：“以贝·布托为例，她在访美期间从来不戴头巾，但在国内却不得不戴。英·甘地访美时总穿丝绸服装而且做了发型。她们在国内是不敢这样的。这是关系到可靠性的问题。在亚洲国家，妇女被认为是文化和传统的一面镜子，她们必须注重这一点，既不能背叛也不能显示出与众不同。”
杜克大学来自印度的历史学教授苏切塔·马宗达拉目前正撰写一本关于妇女在２０世纪的作用的书。马宗达拉说：“亚洲将来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女政治家，而且比西方任何国家都要多。”
普拉特说：“亚洲妇女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展示她们的能力。这一变化也许很缓慢，但确实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