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两种文化斗争加剧

【德国《时代》周报１２月６日一期文章】题：“我们不是兄弟”副题：内塔尼亚胡选举获胜加剧了以色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斗争
生活在特拉维夫的人都知道，乘车走６０公里就到了神圣的耶路撒冷。但是，真正的特拉维夫人最喜欢的还是呆在家里，即呆在特拉维夫这个世俗的地中海都市里。
自从５月底以色列进行了大选以后，两个城市之间的鸿沟便加深了。在清点选票以后有人说，耶路撒冷战胜了特拉维夫。当时的失败者至今还没有摆脱失败情绪的困扰，在咖啡馆里人们总是把卷铺盖走人说成是明智的选择。
耶路撒冷在星期五下午安息日开始之前，街面上就已经是一片安静，而特拉维夫此时却开始热闹起来。繁华的森金大街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说森金大街是以色列反对派的代名词，它以特殊的方式对“超民族主义的宗教思想”提出抗议。·
著名的和平积极分子乌里·阿夫内里提出批评说，人们忧心忡忡地和不知所措地看到，加在一起不到人口１／５的极端正统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同右翼民族主义少数派结成密切的伙伴关系，是如何抨击支撑这个国家的基础机构，即“我们的最高法院、议会、军队和教育制度”的。
以色列的上层人士至今还带有世俗工党的烙印。但是，宗教界里的对立面在社会上却处于上升趋势，最近公布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据这次民意调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信教青年愿意去军队服役。另外一次调查表明，４７％的以色列犹太人或多或少地认为，非宗教人士和宗教人士之间存在的多元化会导致一场内战。两派之间的文化之争早就开始了。例如在这方面有人注意到，从对拉宾逝世第一天的悼念活动上就可以看出在政治上的不一致。有人认为拉宾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是以色列世俗文化的代表。
在拉宾曾经生活并被一名狂热的宗教分子刺杀的特拉维夫，这几天正在举行纪念拉宾逝世一周年的展览会。在画像和唁函旁边还有一件艺术品，这件艺术品所表现的内容是拉宾坐在赫茨尔的旁边，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人。在特拉维夫成立时赫茨尔就死了，他所希望的就是成立一个世俗的以色列。从这种意义上说前将军拉宾是新文化的象征，这种新文化使虔诚的、超凡脱俗的散居犹太人变成了自豪的、善战的希伯来人。拉宾首先是以色列人，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是“犹太人”。
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议员什洛莫·本·阿米说：“正是被世俗的上层人士忽视的那些人今天是社会上最有活力的部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目标是针对着他的党的有隙可击的社会意识的，实际上在以色列左派意味着认同巴勒斯坦人，但是，并不一定会认同本国的比较贫穷的下层。早在１９７７年时利库德集团领袖贝京就懂得利用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迄今许多来自摩洛哥的犹太人原则上是不投工党的票的。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出身的佩雷斯比军人拉宾还要“狂妄”。此外，许多来自东方的以色列人尽管是传统的教徒，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安息日看电视或开车外出。
正当许多特拉维夫人主张最好不要同另外一个“右翼的、信奉宗教的”以色列发生任何关系时，政治上的反对派却提出要建立起桥梁。特拉维夫人甚至建议，把耶路撒冷完全让给宗教界，条件是换取自己的安宁。社会学家吉东·昆达说：“根本不会同他们发生兄弟之争，我们并不是兄弟。”
如果关系到以色列多元化的社会或者必须创造出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宪法方面的基础的话，那么和平进程就要令人遗憾地处于次要地位了。因为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以色列看来就是仍然没有明确的边界。什洛莫·本·阿米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制订出一部还从未有过的宪法就如同是在盖一座没有墙壁的房子。以色列国的开国元勋本·古里安就因为放弃了宪法而为同一些宗教党派结成联合政府的打算付出了代价。独立声明里已经提到了国家和宗教之间潜在的冲突，在过去的几次选举后，这种潜在的冲突更具爆炸性。在拉宾被害一年后以色列的分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