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记者报道说：美国社会从未象现在这样动乱不稳

这个以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记者在最近这次美国之行中还“惊异地”看到，美国青年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说他们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只关心自身享受，而是对现实“提出怀疑”，“进行挑剔”，并投身于广泛的政治斗争
【本刊讯】美《展望》杂志八月六日一期刊登了在美国生活多年对美国情况很了解的《法兰西晚报》首席外事记者米歇尔·戈尔代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摘要如下：
在最近对美国进行的一次访问中，我在美国全国走了八千英里。我同两百多位美国人进行了两个月的谈话，每天谈十五小时左右，里面有青年，老人，有富人，穷人，有黑人，白人，有男子，妇女。
他们倾吐出他们内心最深处对每一个问题的想法：就业问题、邻居问题、暴力行动问题、犯罪问题、足球问题、种族纠纷问题、警察问题、性的问题、物价高涨问题和和平问题。在回巴黎的飞机中，我把谈的问题归纳了一下，归结成五个Ｗ：焦虑、财富、战争、武器、福利（这五个词在英文中第一个字母都是Ｗ——本刊注）。
在芝加哥飞机场中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四十岁的经理说：“问题的确太多了，又是越南问题，又是黑人问题，又是黄金问题，又是大学的那些小伙子问题。有时候我真想退休，住在佛蒙特的山顶上。”
不久我就知道，在我这一辈子，美国人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这样的动乱。
我在九个月里到过纽约市三次。我从所有朋友那里得到同样的忠告：“晚上要小心。不要在街上走。不要坐地下火车。不要到哈莱姆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住在纽约的时候，我惯于镇静地对待一切“危险”。这一次我没有改变习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在黑人区有人向我投以带敌意的目光，还有就是那里有几个出租汽车司机不肯为我开车子。但是天天报上都有关于罪行、谋杀、强奸、抢劫、吸毒的报道。
然而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在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塔克森、丹佛和旧金山是如此。在华盛顿也是如此。我晚上在街上踽踽独行。警察挥动着警棍，带着猜疑的眼光看我。我曾到美国去过二十二次，过去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奇怪的不安和恐惧的气氛。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情况不是这样。至少在大城市的美国人现在已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在天黑以后过着一种好像丛林里的生活。这种情况是新的，也是危险的。底特律的一个漂亮的女售货员曾说：“我从来不单独到电影院去。那太吓人了。”
官员们证实了她的意见。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和旧金山的市长以及底特律的警察局长曾异口同声地对我说：“犯罪问题是我的头一号问题。”但是（纽约市长）林赛先生说，在纽约，犯罪问题一点不比其他城市严重。在他的办公室坐了半小时，人们就会意识到，他单是列举一下他的“其他问题”就得花费有这五倍长的时间。在二十四年以前，情况不像现在这样。那时的城市、群众、情绪和气氛都比较轻松一些。在美国全国各地，情况都是如此。
在中西部的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我发现了在我看来是最大的威胁。我曾在哈莱姆意识到这种威胁。但是在到纽约以后，我更尖锐地意识到种族危机不断在升级。当我在各个地方同黑人和白人领袖以及一般人谈话的时候，我听到愈来愈多的人表示担心、仇视、失望和猜疑。郊区的居民正在为夏天的决战作准备。底特律的一个极端派的黑人领袖曾对我说：“白人仍然认为我们是在夏天活动的人。我不懂为什么有这种看法。我们对气候习惯了。我们在这里已住了一个世纪。在任何季节我们都能够作战，并且将要作战。如果他们想屠杀我们，我们将首先粉碎整个白人结构。”
也是在底特律，我被允许参加一个射击俱乐部的一次秘密会议。在那里，有三小时的时间，年轻、热情的“运动员”向沉默的中产阶级听众解释如何使用和选择二十多种短枪或长枪。这好像是一所为可能在美国爆发的内战进行训练的预备学校。一位专家证实了我担心的事情。底特律警察局长吉拉丁说：“我们正处在一场将要把国家分裂为二的革命的前夕。这是一场势头愈来愈大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在对付这种威胁方面什么屁事也没有做。黑人和白人之间几乎完全缺乏联系。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枪支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这始终是一个麻烦的城市。”他的这番话是正式发表的，他的面色是非常阴沉的。
关于枪支问题，我同另外一些专家谈了话。在华盛顿全国步枪协会中，我听说据估计全国枪支有一亿，平均每两个美国人（包括儿童）有一支枪。我听说携带枪支是一个得到美国宪法保证的悠久传统。
正是在最近这次访问中，我充分认识到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深刻分歧。
但是我还碰到其他出乎意外的东西——使人感到愉快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旧金山和纽约，都同年青的美国人、反叛分子、对抗征兵的人、颓废派以及不受任何政治或学术上特别约束的“正常的”美国男女青少年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结果使我对发生的变化感到惊异。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许多大学校园内讲过课，会见了“讲求实际的一代”。他们是这样一些青年人，主要关心的是将来找到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有一个漂亮的家、一辆闪亮的汽车、和在一个很大的组织中的稳妥的事业。他们当中许多人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对于美国之外的世界也不大关心。
这一次在一九六八年，我在大学宿舍和家庭的桌子上会见了具有另一种特质的年青的美国人。他们不是对于一种事业感到不安，就是投身到一种事业之中：抗拒越南战争、抗拒征兵、宣传种族平等、为消灭贫穷而斗争。另外一些人对社会是挑剔的，深深反对这个世界以及他们的父母亲的思想，使他们脱离现实而过一种非暴力的生活、一种服用麻醉品和靠幻梦度日的生活、或者是按照部落习俗过活的生活，他们不承认清教徒式的、奋力工作和赚钱的美国传统有什么价值。
我亲眼看见父子之间、母女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对于一切事情都提出质疑：宗教、性的规则、政治原则、金钱的重要性。有时候，听到他们互相争论是使人感到很不愉快的。父母和子女时常不交谈。但是不论在那些“反叛分子”和那些没有否定既定的社会伦理标准的年青的美国人中间，我都发现一种在知识上的好奇心理，他们对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情况的了解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异常惊人的。
在几乎每次谈话中，我都可以感觉到表明美国正学会了解它自己力量的限度的最初迹象。这种情况可以使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
最后一点是，一九六八年的美国是一个形成鲜明对比的国家。一面是炫耀的富裕，一面是骇人的贫穷。在宽广的、灯光明亮的公路上，最新式的汽车飞驰通过破烂的贫民窟地区。一面是在所有领域内在新技术方面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一面是旧式的、陈腐的偏见抬头并且变得越来越尖锐和卑鄙。都市生活穷奢极欲，而农村却是一片痛苦。文化发展到要发生爆裂的程度，而相当经常的是，存在偏执心理——迅速而容易爆发成为暴力甚至暗杀的偏执心理。
在我飞回法国的那一天，一个美国朋友要求我用两句话对他说出我在美国呆了六十天的印象。我说：“你们最大的危险是种族问题。你们最大的希望在于你们的年青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