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民在战斗

【本刊讯】在巴黎出版的《青年非洲》周刊一月二十八日刊载该刊特派记者安妮亚·弗朗科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巴勒斯坦人：恢复斗争》，摘要如下：
我在一个同以色列毗邻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旅馆的看门人给我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我今晚来看你”，署名是：“一个巴勒斯坦女青年”。晚上很晚的时候，有人敲我的门。一个梳着褐色辫子的姑娘胆怯地用英语解释说，“我没有打招呼就直接上来了。我是‘暴风’的。”
她对我说，“兄弟们”都同意：我可以访问敢死突击队的训练营，同来自被占领领土的青年们谈话。他们给我打电话，用已经商定的代名说明身份。她温柔地对我说，“要注意，有很多特务。要警惕地方当局。地方当局几乎不饶恕我们，还监视我们”。第二天黎明——几乎还是黑夜——这些“兄弟们”来找我。我们向一个军营出发，我将在那里会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军事组织“暴风”的政治负责人。会见“暴风”领导人
在清晨乘汽车走了一阵之后，就开始走山路，最后是爬上山。营地到了。是一个被遗弃的旧农场。事实上，在树木的掩盖下有各种设施，有战壕、岗楼、射击场、一个医疗所，甚至还有一个小监狱。在监狱中关着约旦人和那些不遵守十分严格的营地纪律的人。
我们走进飘扬着巴勒斯坦旗帜的农场的院子。一个我去年在纳布卢斯认识的人正在等待我们，他是阿布·艾哈迈德，是“暴风”的政治负责人之一。他四十多岁，性情愉快，说话带刺，不时玩弄一些词句，他一贯穿便服，手臂夹着许多文件。
这个营地的其他负责人，三个中尉，一个少校，都穿着阿尔及利亚军队的卡叽布作战服。他们和大部分巴勒斯坦军官一样是在阿尔及利亚的舍尔舍勒军事学院培养的。此外，人们感到就像在一个民族解放军军营里一样。年轻的“圣战者”在削马铃薯，其他一些人在擦中国造和苏联造的武器（阿拉伯军队抛弃的这些苏联武器是巴勒斯坦农民在六月拾到的）。
看来十分乐观的阿布·艾哈迈德向我提醒说：“你记得我去年给你讲的话吗？任何阿拉伯军队都解放不了巴勒斯坦。寄托在纳赛尔身上的希望是可笑的。
“这个纳赛尔从来不曾打算过发动进攻。”
在“暴风”看来，战争把从纳布卢斯到加沙的全体巴勒斯坦人都团结在一起，就为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仍然要采用游击战术，它的第一阶段就是进行破坏。应该把破坏活动从被占区的领土一直扩及到特拉维夫。战斗不是为了在军事上获胜——这是不可能的——和把以色列居民赶下海，而是为了迫使以色列人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在与今天不同的力量对比关系上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周密的游击战
阿布·艾哈迈德继续说：“我们对我们的行动从不发表公报，其实我们的行动次数比以色列所宣布的要多得多。我们宁愿保持沉默，以免平民遭到不必要的报复。”
在目前，“暴风”的战斗主要是爆炸军用车辆。
“暴风”的负责人说：“我们发现，以色列可以用直升飞机控制被占领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并用它的装甲部队来回地进行巡逻。因此，我们训练我们的战士进行分秒必争的游击活动：伏击和歼灭一支敌人巡逻队只给五分钟，核查敌方还有没有没死的人，给七分钟，回到基地给五分钟。”
一位来自图勒卡雷姆的男少年向我介绍说，以色列士兵晚上不敢到各个村子里去。“他们仅限于控制各主要公路。”中国的轻武器
“暴风”的负责人又说：“现在，我们要把战争扩大到以色列本土上，而不限于在被占领的领土上。但是，我们将避免打死老百姓。谁都没有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重武器，我们就地制造我们的炸弹。俄国人不同我们打交道。中国人愿意给我们轻武器。叙利亚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允许我们在他们的军队里接受训练”。
我们的谈话被喊叫声打断：在山上进行训练的突击队跑步回营。突击队员高呼：“解放海法！解放耶路撒冷！解放希布伦！解放亚克！”。他们有一百多人，平均年龄二十岁。他们几乎全是来自被占领地区的工人、农民和大中学生。他们作为难民逃过了约旦河，受两三个礼拜的训练，然后偷偷地渡过约旦河回去。
为了训练他们游过约旦河和能够应付一切，人们让他们背着冲锋枪在各种水沟或地下河流中游泳，同时一名军官向他们的两腿间开枪，另一个军官则拼命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发出命令。然后，他们跳过燃烧的障碍，爬上岩石，翻过高墙，剪断通电的铁丝网，接着又彼此间进行白刃战……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男青年受了伤，人们把他送到医疗站。
傍晚，上政治课。“暴风”的政治处印发了一些小册子。我顺便地看到有：《敢死队员准则》，《如何提高群众觉悟》，法农写的《世界的罪人》，毛泽东的思想，一份胡志明讲话，《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文内第二、三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