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麦隆爱国武装斗争正在扩大

【本刊讯】比利时《人民之声》周刊三月十七日刊登喀麦隆人民联盟（临时）指导委员会执行局成员弗朗索瓦·优索写的一篇题为《喀麦隆人民英雄奥森德·阿法纳在战斗中牺牲一周年》的文章，摘要如下：应该在喀麦隆而不是在国外闹革命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奥森德同志率领一个由干部组成的支队进入喀麦隆，这些干部中有些人受过可靠的政治和思想训练。
关于这个支队进入的地区，还是让奥森德同志介绍吧！他是这样描写的：
本巴—恩戈科地区人口十分稀少，居民特别分散（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人），主要是沿着唯一的约卡杜马—穆隆杜公路和恩戈科河定居。他们包括两个大部族：一个是比格美族，另一个是班图族。矮种黑人（比格美族）经常生活在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森林中。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它们都还是处在几乎完全是氏族公社的阶段。
这个地区内的社会矛盾主要是：
——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之间的社会矛盾；
——比格美族居民和班图族居民之间的矛盾；
——喀麦隆居民和在殖民主义林场内的“外国人”之间的矛盾；
——傀儡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广大人民群众为另一方的矛盾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矛盾。人民在经济、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受着骇人听闻的压迫。
“新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具有多种形式。
“政治和军事压迫是最可怕的。没有任何民主或工会自由！谁要想走动一下就必须带着各种官方证件
——身份证，不然就要遭到逮捕、罚重款和被专横拘留。宪兵和警察常常到村庄里去疯狂行凶：偷、强奸、掠夺、抢劫、欺负人、侮辱人。谁要是敢于反抗就遭到残酷的逮捕，被带上手铐，押到阴暗的土牢里遭受鞭打，受最残酷的刑罚……
“在整个穆隆杜区只有一所小学，一所不像样子的卫生站！成人居民在某些村庄中百分之百是文盲，而在另一些村庄里则百分之九十五是文盲。任何护士从未去过农村地区。许多热带的疾病常常袭击人民，使他们大批死亡。这个地区的一个市政委员会忧伤地对我们说：‘我们像狗一样地工作：他们打猎，却是另一些人吃肉！’农村群众正在新老殖民主义的惊人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贫困和痛苦的深渊中呻吟。
“班图族和比格美族之间的矛盾也是新殖民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尖锐矛盾。班图族，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看，较发达，他们剥削和压迫着矮种黑人居民。比格美族受到班图族的种种挑衅、欺负和侮辱。班图族把他们当作‘野兽’对待。
“在同一些林场里工作的‘外国人’和喀麦隆人之间，殖民主义者制造和加深‘非洲人彼此对立’，因此分裂了农业工人的队伍，以便阻止（他们）和解并组织起来进行任何争取权利的行动。
“本巴—恩戈科的居民在经历了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它们的走狗长达八十多年的残酷压迫之后，已经自然地奋起英勇抵抗强盗们的压迫和侵略。他们今天正在从上一个世纪末期反对德国入侵者的斗争中所获得（遗憾的是没有总结）的经验以及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但是，本巴—恩戈科地区没有受到喀麦隆人民联盟的现代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影响，因此，群众的政治觉悟仍然特别低，并且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或军事的）人民组织。
“这就是我们的支队为进行革命活动进入的这个地区的具体情况。”
在经过这样深刻的分析之后，奥森德同志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上述情况对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来说有它的有利和不利的方面。
“在有利方面，我们应该指出：
“（一）某些自然条件，特别是植物条件。事实上，赤道森林为开展游击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场地；
“（二）政治和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从而导致了农业地区同城市的相对独立生存的可能性和地方反动政权的虚弱，特别是它的武装力量的薄弱。
“（三）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极端贫困。因此，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没有任何可丢失的，而只能赢得一切。
“相反地，在不利方面，我们应该指出：
“（一）某些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有害人的野兽、鸟类和昆虫等动物。因此，游击队不仅要防御凶恶的敌人，而且还要防御极其凶恶的猛兽。此外，森林十分茂密，没有道路可走。
“（二）人口极为稀少——非居住区。鱼不能离开水生活，而游击队不能离开人民而生存和发展。
“（三）本巴—恩戈科地区没有受到在喀麦隆人民联盟领导下从一九四八年起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
“最后，要指出，我们没有很大的可能性来选择这个或那个地区来开展我们的游击活动。”为人民服务
奥森德同志在谈到“于姆·尼奥贝”支队在本巴—恩戈科地区的革命活动时写道：
“我们现在仔细地研究我们支队在上述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革命活动。
“根据一九六五年喀麦隆人民联盟指导委员会执行局第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我们的十点行动纲领，我们革命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喀麦隆农村地区建立第一个根据地。
“鉴于当地的具体条件和考虑到立即发动武装斗争可能使我们的朋友遇到困难……我们支队实行了严格的纪律和战斗团结的政策。此外，我们的游击队员不拿农民的任何东西，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付钱的。此外，他们还给某些农民，特别是比格美人一些物质好处（如肥皂、盐和衣服），给他们治病，进行初级教育和基本的政治—军事训练。他们还帮助农民耕地。这立即收到了效果。在两个星期内，在许多村子里就成立了由农民组成的喀麦隆人民联盟基层委员会。男人和妇女都自由地和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喀麦隆人民联盟，其中包括一些执政党的党员。一些农民对我们的同志说：‘我们支持你们’，‘你们用砍刀，我们也用砍刀；你们用刀，我们也用刀’。比格美人欢呼，歌唱：‘喀麦隆人民联盟好，（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坏！’
“欣喜若狂的农民们自发地成了喀麦隆人民联盟的热情宣传员，他们传播我们支队在各个地区的革命活动的消息。新殖民主义当局的疯狂病
“正如预料的那样，新殖民主义当局终于知道了我们这个支队的出现和活动。新殖民主义当局气得发狂，决定要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里。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新殖民主义当局对我们支队解放的一个村庄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傀儡反动部队进行了各种残酷和野蛮的活动。他们逮捕、残酷地拷打、并用死来威胁最有影响的农民，他们进行抢劫、破坏庄稼、屠杀牲畜……
“在敌人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情况下，事情开始走向它的反面。
“敌人在军事方面大大地加强了。敌人兵力增加，装备也有改进。
“完全处在恐怖之中的居民失去了当初的那种热情，某些阶层、特别是最富裕和最有影响的阶层改变了它们同我们的关系，友好关系变为公开敌对的关系。一句话，革命的迅速发展变成了倒退，高潮转为低潮，胜利转为暂时的失败。
“为了使革命免于失败，从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我们支队作了战术退却……分析了低潮的原因，并决定了革命走向新的高潮的道路。”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决定更加深入这一地区内，以便为我们的革命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在行军中曾两次遭到傀儡军的袭击，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伤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突然遭到二百多名傀儡军的袭击。在这次战斗中，奥森德·阿法纳同志以及我们支队的副政委恩旺邦加努·路易同志牺牲了。
在十六日，即在袭击后的一天，在一次强行召集的大会上，把我们两位同志的头拿到穆隆杜城居民面前示众。
奥森德·阿法纳这位伟大人物的鲜血就这样流进了使阿希乔将永远受到良心责备的喀麦隆人民的血海之中。为了民族民主革命
喀麦隆人民要为奥森德·阿法纳、于姆·尼奥贝、穆米埃、金格·阿贝尔和他们的其他许多儿子报仇，喀麦隆人民正在巴米累克地区、伍里、萨纳加海滨区和在阿希乔出生的国家北部地区为他们报仇。
奥森德·阿法纳已经死了。但是，他将永远地活在特别是本巴—恩戈科地区人民的心里，活在喀麦隆人民和全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的心里。所以我们和毛泽东主席都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喀麦隆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我们将踏着奥森德的足迹前进，为民族民主革命在喀麦隆取得胜利而斗争。
光荣属于奥森德·阿法纳，光荣属于一切为争取统一、独立、主权和繁荣的喀麦隆的诞生而牺牲的人们！（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