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革命人民对苏修的叛卖行径强烈不满

【本刊讯】突尼斯《青年非洲》周刊九月十一日刊载西蒙·马莱写的《一切错误在于苏联》的文章。摘要如下：
“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在想，对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残酷的逐步升级、对北越的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入侵以及未来的中美军事冲突的真正的负责人，是苏联领导人。他们的政策使得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侵略仍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制止美国人行动的大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在离首都几百公里的非洲丛林中，一个青年工会干部充满信心地为他对越南战争、大国的作用和责任以及第三世界的立场的观点进行辩护。在我们周围，在一堆即将熄灭的柴火前，有十来个知识分子和党员。
他说，“我希望进一步地阐述我的意见。如果我们同意苏联负有重大责任这一原则，那么就应该从中得出某些结论。首先是苏联希望中美对抗，以便使北京‘接受一次教训’。第二个结论是，暗中或公开地——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存在着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某种勾结。要不然，美国人不敢如此冒险。你们会说，这是‘中国的论点’，但是，这一论点是由北京提出的这一事实，不一定意味着它是错误的。最后，第三个结论是，莫斯科似乎决定：维持国际现状。苏联领导人不愿意分担革命运动的风险”。
一个单一党支部的负责人插言说：“其实，我同意你的分析。然而，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你是否知道你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吗？你在说，曾经一贯给予革命的各国人民以支持的俄国人，今天放弃了这种先进的政策，以便接受一种‘美国的和平’，而代价是剥夺各被压迫人民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权利。在一直未得到惩罚的对越南的侵略之后，明天我们也许可能遭到侵略。我们找谁帮忙呢？当然是中国，但是，目前中国没有有效援助的手段”。
在整个非洲，无论是在达喀尔还是在开罗，在巴马科还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在阿比让还是在内罗毕，每天都在围绕着越南战争进行类似的讨论。因为我们的大多数领导人保持沉默，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非洲舆论不关心这场冲突。美国的心理机构常常表示满意，这是因为在整整一个月中，第三世界连一个国家元首都没有公开提到越南问题，或者批评美国的政策。但是，只需到干部和党员或到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去，就能够了解美国干涉越南所引起的愤懑情绪。谁都不会相信美国能在越南取得胜利。
一位象牙海岸法官向我表示，“希望美国在越南取得胜利，这就是希望最强者对最弱者的胜利，这样的概念将是我们大陆的灾难。……”
越南人民的抵抗在非洲舆论中引起的敬佩心情，使得非洲国家大多数领导人不敢发言了，而他们是打算给美国以道义支持的。例如一个法语国家元首曾打算向一位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赞扬约翰逊政府在东南亚奉行的“现实”政策。只是由于他的两位部长进行强烈的干与，他才撤回了已经拟好的声明。
这两位部长中有一位部长对他的朋友说，“说实在的，我仅仅向我的总统说，如果他发表这样的讲话，我今年就不能到联合国去，我无法同我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同事见面……”
此外，越南战争、战争的有关方面及其对各大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使得非洲知识界的某些新的政治概念成熟了。两三年前，在非洲舆论批评苏联对外政策的某些主要方面时，观察家将不能不看到分析中存在着某种犹豫不决。诚然，人们指责苏联领导人同西方大国，主要是同美国的妥协行为。人们也认为，苏联领导人在“灵活性”方面走得太远了，以致使殖民地各国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并且认为，克里姆林宫为了维护它的和平共处原则，准备对美国作的让步过分了。
苏联自从美国人对北越实行逐步升级以来所持的态度，使非洲人深为不安。在战争仅限于南方时，人们对莫斯科给予民族解放阵线的物质（军事和经济的）援助的性质和质量还是相信的（尽管谁都知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之前，没有给过南越游击队一个戈比）。但是，堂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遭到狂轰滥炸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却拒绝采取任何战略行动，这在非洲群众中引起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