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斯摩棱斯克州农村青年外流严重

【本刊讯】苏联《文学报》七月二十三日刊登希娜科娃和亚诺夫的一篇文章《斯摩棱斯克人的忧虑》，摘要如下：
无可争辩的数字说明：斯摩棱斯克的农村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斯摩棱斯克农村居民锐减中都是最富有生活能力、最健壮的成年人。那里五十岁开外的人现在比一九五三年多得多。关于青年人离开农村的速度究竟如何，共青团员人数变动的情况可以提供一个概念。五年以前，这个州的国营农场的共青团员为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一人，而一九六五年为六千二百五十八人。共青团州委书记安尼西莫夫就这个问题说道：“如果国营农场青年照此速度外流，那么，再过五年以后，我们在国营农场就没有工作对象了。”集体农庄也发生着类似情况，在那里，一九六○年有二万一千零四十三名共青团员，过了五年，只剩三千七百八十八人。
在卡尔迪莫夫“红色拖拉机手”集体农庄（雅尔采夫区），只有两名共青团员。无法建立基层组织，因为多年来找不到第三个人。在波莫加伊洛沃村（斯摩棱斯克区）队长巴拉诺夫斯基回忆说，最近的一次婚礼是在五年以前举行的。三年以前生了唯一的一个小孩。在斯摩棱斯克州，现在就是这样的村庄，在那里，用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卡尔梅克的话说，多年来根本听不到婴儿的哭声。斯摩棱斯克农村青年外流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使得农村居民简单再生产都不可能了。一九六五年农村出生的婴儿比二十五年以前减少了九分之七，而斯摩棱斯克农村居民的自然增殖率十七年来差不多降低为十七分之一！
我们过斯摩棱斯克州，正是为了设法弄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首先着手进行的工作是，向农村小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向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的三百二十一人作了调查。
这些小学分布在不同的区，有一个国营农场小学，有一个集体农庄小学。被征询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五还没有为自己决定所谓命运问题——毕业以后在哪里生活。百分之七十二的人选择了城市，百分之二十三的人选择了农村。选择城市的人，八年级学生占百分之六十五，十年级学生占百分之八十三，十一年级学生占百分之九十六。你们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的威信、农村生活的威望在小学生的眼中大大降低了。对农村的评价越来越确定。从最天真的说法：“城市里青年多一些，文化工作做得好一些”，或者说，“没有青年人，没有俱乐部，没有可以吸引我的工作，”直到粗野的辱骂：“不想跟土地、跟泥巴打交道，”“呆在农村是很丢人的，”“许多人瞧不起农村生活”。
在外流的动机中占第二位的是：劳动时间没有定额，大部分是手工操作，报酬低。有人写道：“我看到，我的母亲是怎样从清早一直干到深夜，这使我不感兴趣”；“同样一种工作，在城市就比农村收入多。挣钱少，日子是不好过的”。
在外流原因调查中所得出的第三个因素是：农村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生活服务水平太低。
青年小伙子走了，姑娘们也要离开，免得在农村连根枯掉。
斯摩棱斯克的农场农庄的专门人材许多年来差不多没有增加。共青团的统计数字证明，这个州的参加共青团的农业专家人数在一九五八年为一千零九十一人，而七年以后为七百八十五人。而在这段时期，仅仅从州的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并分配到农场农庄的就有四千九百七十三名专家，当然主要是共青团员。
可以看到，正是学校是外流的主要渠道，正是学校把农村青年的最有力、最健康的表层“剥”了去，吸到了城市。留在农村的青年外流的第二个渠道，是到军队服役，绝大多数青年人服役以后，不回故乡。
第三个渠道是城市的亲属关系。只要有一个人去城市定居下来，他就变成一块磁石，轮流吸引着家庭正在成长的成员。在农村留下的只是年老的双亲，看守着空荡无人的家室，向城市供应农村食品，而故里只是儿孙们到大自然怀抱休养之地。在“真理”集体农场，从一九五三年以来，一百六十四个农户中有一百一十九个农户变成了“看守室”，老头子或者老太婆在其中养老送终。一百一十九个家庭迁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