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俄国的新资产阶级越来越肥了》

【本刊讯】《纽约时报杂志》六月五日刊载艾伯特·帕里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的新资产阶级越来越肥了》，摘要如下：
苏联领导人的正式说法当然是否认，今天在苏联存在着德热拉斯所谴责的上层的“新阶级”，或者存在着西方所知的中层阶级。然而，我们清楚地看到，俄国的工业化、农民的过去和人类本性的普通规律确实已经创造了这两个阶级，上层的和中层的。我的猜测是，这些官僚、技术人员、厂长、艺术家和其他专家同他们的家属加在一起至少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十。
红色中国领导人也注意到这种资产阶级化并且极其忿怒地指责莫斯科走向修正主义的末日。但是莫斯科的领导人执意说，北京是错误的，所有这种恩施现在没有而且今后也不会使苏联人成为新资产阶级。实际上，他们是附和赫鲁晓夫的说法，即：多一磅奶油就有助于而不是妨碍造就一个较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了舒适和便利的条件，有了高的地位，就产生一种严重违反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的新的心理。
不仅从拥有财物和享有社会上的威望来看，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从对待拥有这些东西的态度上来看，这些新的名流确实是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态度是，拥有财物和享受财物就是目的本身而不只是他飞黄腾达的、不可强调的结果。
这个新资产阶级越来越肥了并且积累着财物。
在今天的苏俄，新的中产阶级人士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农民，而是农民和工人的后代——工程师。工程师挣足够的钱，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公寓或房子，并可以买种类较多、质量较好的物品。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妇女——在为下层阶级选择式样，规定时装的人当中是第一流的。
其他专家——科学家，高级厂长，高级军人，作家，戏剧家——是更加著名和更加幸福的，但是他们并不象工程师那样多，并且在日常接触中同下层的人也不那么接近。科学家或元帅所规定的服装式样都是得花很多钱，对群众来说甚至不能奢望——而且这些式样经常看来是太可笑了。举例来说，一个上层的家庭这个时候就会在凉爽的、松树繁茂的波罗的海海岸度假——当然是离开热闹的人群。中产阶级则仍然选择暖一些的，用棕桐树点缀的索契——即使那里是拥挤的。
小说越来越多地描写工程师，而对高阶层的人物或对那些过去年代中的苏联英雄、农民和工人却描写得越来越较少了。最近《共青团真理报》的一位记者证实说，“对一本农业短篇小说进行讥讽是时髦的事情。”早两天，《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另一记者抱怨说，“近年来到达苏联读者手中的、把工人作为主要的和艺术上令人感兴趣的形象描写的书是不多的。”
西方的影响是显著的。正是这些工程师、技术人员、年轻的科学家或厂长，他们向往西方的东西，利用到国外执行任务或到国外旅行的机会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女人带回这些东西：颜色鲜艳的绒线衣，尼龙袜子和高跟鞋，一冲就可以喝的咖啡和半导体收音机等。
他们热望有西方街道景象的色彩，特别是西方的咖啡馆和一边喝咖啡和开胃酒，一边文明地进行交谈。
党的宣传人员仍然攻击某些作家和诗人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们完全避免革命的或五年计划的主题，而赞成爱情、爱情、爱情。
大城市中正在酝酿一种运动，要废除没有特色的问候语“同志”或非正式的“公民”，而用“先生”和“夫人”（老式的、革命前的“老爷”和“太太”）。
苏联的法律说，不能拥有任何地皮（因为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但是住宅可以私有——如果房屋不超过五间，其居住面积不超过六百四十五平方英尺的话。即使在这些限度内也可以做出奇迹来。一个察觉了问题的记者在《消息报》上描写了“一个私人企业主王国”——一个新西伯利亚工业城市的资产阶级郊区：“别墅和住宅看上去很牢固、盖得很完美，有些是两层的，屋顶铺的是石板、甚至是铁皮。每一座房子都有自己的暖气设备，还有走廊，有的有、有的没有法国式阁楼，有用矿渣块做成的库房和用加固混凝土建筑的地下室。在我们路过的时候，人们很警惕，他们用眼睛好奇地盯着我们，恼怒的看家狗吠叫着。”
然而有些住宅用了更加奇异的警卫。在基辅，一个科学家买了一只狗熊，让它在大门和住房之间摇摇晃晃地走着，咆哮着，警卫着。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个冶金工程师在他的苹果树下埋了地雷；在别的地方，一个工兵少校在他的私人汽车库门口装配了一个爆炸装置。更多的情况是法院审讯那些所有者，他们带着枪巡逻他们的住宅和果园，并枪击了（有时是致命地枪击了）偷偷地进去捡拾水果的人，这些人常常是青年或小男孩。
除去防御性的装置外，俄国人的住宅还有其他的资产阶级特色。在莫斯科附近，调查当局发现一个食品商店的高级营业员的两层别墅里，有一座游泳池，游泳池对苏联中级人士是罕有的。在同一个地区，一个负责建筑材料的行政官员，给他自己和家庭建造了两所房子，其中一座有加固混凝土作的蔽弹室，这在苏联要比在美国罕见。
更尖锐的是中产阶级的人如饥如渴地要求自己拥有土地。当然土地不能买卖，但是它可以使用。国家允许苏联公民使用郊区土地作为果园和夏季休息地方，每个城市的周围都是无数的这种“使用地段”。
通常这些地段为合作小组所保有，但是合作并不持久。它的解体，开始是每家各自清理地段，建立第一批窝棚，然后各自建立牢固的住宅，然后种下自己的果树和浆果树。围墙砌起来了，狗窝出现了，最后，容纳一辆汽车的车库建立起来了。这些房子从避暑的住房，变成了全年的住处。
集体农庄的土地时常被非法地分成一些自留地。在伏尔加格勒建筑托辣斯的经理，同一个郊区国营农场场长进行接洽。农场场长给了托辣斯经理一个植物生长繁茂的花园以换取这位农场场长建筑自己的新房子所需要的木料，这位托辣斯经理马上按他的人员等级分了下去：把十三棵树分给了一位副场长，八棵给了一个工程师，其他人有的七棵有的六棵。一位《消息报》记者抱怨说：“利用相互行贿，实际上是买卖国家的土地。”一些这样的车轮制造商甚至彼此发给证明和其它的出售土地的文件，这些东西从苏联法律的观点看来是完全非法的并应严加惩处的，而这些东西是在秘密流传，并且在严密的破坏法律的集团中是起着半合法的作用的。
在阿什哈巴德，一对职业夫妇在迁移到沃罗涅什时想卖掉他们的房子和花园，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而没有能卖出去。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她是个副教授）不把财产给国家，相反地却在临走以前狂怒之下从根上砍断了每一棵树和每一根葡萄藤。
很明显，苏联的资产阶级毫不隐瞒地在为自己奋斗，而对党规定的集体却毫不加考虑。
新的资产阶级以胜利的姿态说，噢，但是是财产罢，所以我将继续积累它，而且将是我——而不是你们，同志们——将决定“个人的”到什么地方为止而“私有的”从什么地方开始。
由于生活比教条是更为有力的。历史教导我们，当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集团获得了经济力量和社会威望时，它就不可避免地去争取更多的力量——要一些政治上的发言权，要政治权力。新的专家——苏联新资产阶级——通过逐步的并且有时是争权夺利者自己注意不到的方法已经开始把统治者轻轻地推进一个不同的政治地位，采取一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这同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愿望完全不同的。
现在苏联统治者与其说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后代，不如说是卡努特国王（九九四——一○三五）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