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午报》记者谈访问大陆观感（待续）

【本刊讯】香港《新午报》十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载该报记者马君铭来京参加李宗仁记者招待会回港后写的总题目为《我从竹幕归来》的文章，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一：大陆国宴菜单
港澳记者团此次到北京采访李宗仁的招待会，全体都过了“十一”国庆节才离开，因此都参加了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举行的国宴和九月三十日周恩来举行的宴会。笔者回港之后，发觉很多朋友，对于大陆现况，最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陆人民的衣食住行；另一个几乎出乎我意料之外，是关于毛泽东的健康。
我曾在通讯中提到刘少奇的国宴有鱼翅、银耳，也有梅菜扣肉，但是没有提到周恩来的宴会，冷盘多过热菜。既然香港很多朋友对于大陆国宴吃些什么菜式特别感兴趣，今天就将两份菜单制版刊登出来，以供参考。二：毛泽东的健康与毛主席万岁
港澳记者团此次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星期，看见毛泽东的机会一共两次，一次是九月三十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另外一次则是十月一日在天安门。
九月三十日晚人民大会堂一共摆了五百多桌，笔者和其他港澳同业，都被编排在第三百二十几席，和主席台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当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到主席台敬酒时，我们这些新闻记者都拥到台前去“摆景”，所以可以说能够“看个真切”了。
十月一日在天安门，我们被编在东三台，即东面第三座看台，不过我们的看台，和天安门中央的主席台，距离至少有二、三百码，不用望远镜，则只能看见一个人影，用了望远镜，看得也不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那么清楚玲珑。
笔者今年年初在澳门看过一部大陆拍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纪录片，当时的毛泽东很胖，这一次在北京见他，似乎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走上主席台敬酒，又从主席台走下来回到自己席位上，都不需人搀扶。
在上述两个场合，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在场，此外，我们还在北京机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时见过周恩来，他还走过来港澳记者等候的地方，和记者握手。周恩来看来比我们以往在电影和照片上所见都略胖一些，精神显得更为饱满。
十月一日天安门的游行，和若干西方记者事前所想像的不一样。事前有很多人预测这次用李宗仁招待会的名义邀请港澳记者到北京是别有用心的，据说中共要在天安门前展出火箭武器，或者其他原子武器设备。后来我们才知道，十月一日天安门前的阅兵，几年前已经取消了。
游行队伍结束之后，最后一个节目是北京群众涌向天安门。这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落，真可以说得上是地动山摇。我们记者团中有几个外国同业是电视台的记者，他们都随身带着干电池录音机，并且把这些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都录进声带。
在香港，据说有些电影，因为有“毛主席万岁”几个字或这一句话，就被删去或禁映。老实说毛泽东的健康虽然很好，但也决不会活到一万岁，“万岁”只不过是一种欢呼。本来心里尊敬另一个人，也不必要叫“万岁”，但是笔者在北京亲身所见所闻，则这些万岁之声是发乎内心的，也可以说是大陆上中国人的声音，要禁止这些万岁的呼声是办不到的。
不过除了“毛主席万岁”，在大陆我看见一些万岁，是我十分不赞成的。三：抽象的万岁实在无谓
记者此次在大陆访问，所到之处，几乎都一律看到五种万岁的标语，即“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和“人民公社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却只在专门国庆而制的装饰才看得见，而且比较起来，远不及前面五种标语多。
我们是一张无党无派的报纸，但是我们无党无派，也不反对别人有党有派。报馆派笔者到北京去采访李宗仁的记者招待会，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陆政权改变了十六年之后，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是一个六亿人口大国的问题，不但中国人注意，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不但要自己去看看，还要为了我们的读者去看看。
笔者在昨天刊出的拙作中，已经向各位读者报道了十月一日天安门的情况，和笔者亲耳听见那些地动山摇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这种现象，能够使任何人都确信在大陆，中共的威信是很高的，作为该党主席和灵魂的毛泽东，也的确是一个在全国上下一致受到拥护的人物，他在每一个地方出现，就会掌声雷动，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万岁。
这一种万岁，是叫得很自然的。
我总觉得这种高呼口号式的标语，如果不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就会显得毫无意义。例如在大陆不论任何工厂，学校或车站，街道等等都有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和“人民公社万岁”，就非常抽象。如果一定要在墙上写标语，倒不如写成“拥护总路线”，“继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好”，这样就比一律呼之为“万岁”更有具体的内容。
笔者认为自己可以叫得出来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毛主席万岁”，但是如果一定要我叫这两个口号，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可以叫；在看见毛泽东先生的时候可以叫。前者是因为我自己是中国人，后者是因为觉得毛泽东几十年来致力于使中国独立富强，现在虽然他所领导的政党，和在这个政党所领导下的政府，都非常谦逊地说，中国还不够强大，要使人民丰衣足食，还要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时间，但是十六年来，中国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主要是好的方面，例如实现了土地改革，实实在在地做到耕者有其田；当然会有些本来是地主的人丧失了本人的土地；丧失了靠收租来维持养尊处优生活，这些人对于土改当然不满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又例如中共实行了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由国家用赎买政策收购了私人资本，只是定期还息，和安置资本家工作，当然也会有些人觉得不满意。不过中共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绝对不是为了毛刘周朱的利益。因此即使对于若干人不利，引起他们的不满，也一定要实行，如果这些人真正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应当看到经过土改和公私合营的措施之后，农村生产和工商业都出现了新气象，这些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如果不实行土地改革，不实行公私合营，由国营经济来领导全国的工商业，这种新气象就不可能出现，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改善，中国也不可能强起来。我们只要自己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一定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希望自己的同胞生活改善，为了这两个大前提，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一点损失，也应当是无可怨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