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作家马克·盖恩发表第四篇访华观感

说我希望年轻的一代变得坚强；但对我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继承革命传统却大事非议，并攻击我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本刊讯】《纽约时报》六月十日转载了加拿大作家、《多伦多明星日报》主编马克·盖恩的第四篇访华观感，题为《今天的中国：培养年轻人》，摘要如下：
几天前，在长沙，有一群人在看孩子们玩。
孩子们很熟练地表演了射击、刺杀和军事通讯。
过去两个月里，不管我到那里，我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和操场上玩这种游戏。我看到女学生用刺刀刺杀看不见的美国敌人，男学生则投掷“手榴弹”。从幼儿园到大学，到处我都可以听到年轻人在唱好斗的歌曲。
所有这些游戏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只是为了改造青年的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内，每五个党员中就有四个是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才入党的年轻人。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并不总是一样的。
这就造成了那些统治中国的人于几年前决定要采取行动。虽然和平的形势占着上风，但是却要使青年们感到好像战争仍在进行，牺牲仍然是需要的。生活是严肃和空洞贫乏的，好斗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完全服从党是一切纪律中最重要的一点。
使青年变得坚强的一个方法是把他们从城市迁移到农村。今年春季，无论我到那里，我都看到了这种迁移的迹象。
一个目的是要利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把中国农村从中世纪的状态引导出来。青年不仅要在地里劳动，还要给文盲教文化、从事宣传以及推广农业和卫生方面的现代化方法。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党希望年轻的一代变得坚强。
今后的计划甚至更富于雄心。一些高级领导人去年曾决定，决不能让青年轻视农村。因此，每个学生都将以一半的时间用来学习，一半的时间用来劳动，直到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时为止。甚至连那些读医或核物理学的人也不得例外。
很难知道这种试验会产生什么结果。它可能创造出一些好斗的能接替目前领导人的继承者。但是它也可能恰恰是在中国的教育制度几乎经不起瞎改的时刻打乱了这项制度。
目前，这个制度是中国感到最自豪的成就之一。共产党人为它付出了很大努力、花了很多心思，并投入了许多钱。访问者常常会由于在一所地方上的中学看到二十五架显微镜而感到欣喜。
然而，这种欣喜有时不得不有所冲淡。中国著名教育家之一黄新白（译音）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使我们所有的儿童全能进小学的水平。”
中学的数量那就更不够了。
黄先生明确指出，大学希望学生们养成跟战争时期一样的钢铁般的革命精神。奇怪的是，我从北京的一位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中学校长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看法。
他说：“我们的学生都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要用阶级斗争、革命传统的精神来教育学生。”
这位校长追述一个爱在学校里打架的十五岁男孩。他高兴上课就上课，还同教师吵嘴。后来他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和《愚公移山》两篇短文以后，他的精神就有了转变。这位校长说，他不再吵嘴和打架了，现在他甚至还访问生病的孩子，看看他们是否需要什么东西。
他接下去说：“当我们的孩子到公社去时，他们的劳动有时非常吃力，以致精疲力尽而跌倒。但是他们又爬起来，继续劳动，通过这样的劳动，学生开始产生像劳动人民一样的感情。”
这样的热情是普遍的。青年们驱使自己，或是被驱使去作出牺牲和拿出全部力量。
少女们穿着没有样子的裤子，她们藐视口红、缎带、耳环以及一切使她们成为少女的东西。
青年对政权的忠心耿耿是无可怀疑的。他们都是狂热者、移山倒海者、确实可靠的追随者。他们向假的堡垒冲锋，前往农村并把毛主席的著作读到麻木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