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记者谈：匈牙利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人们特别是青年对政治不感兴趣。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已从布达佩斯街道上消失。工业上加紧生产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并把贸易重点转向西方。农民被积极鼓励种自留地
【本刊讯】美国《明星晚报》五月十五日刊登了薛尔曼从布达佩斯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匈牙利的赤色分子对政治漠不关心》，摘要如下：
布达佩斯最近流行的一个政治笑话说明在招收党员的运动中实行物质刺激的例子。
如果一名党员招收到一名新的候补人，他自己这年的党费就可减少一半。如果他招收到二名新的候补人他这年的党费就可以不必交。
如果他招收到三名候补人，就可以允许他退党。
如果他招收到四名候补人而得了头奖，他就能得到一张证明书说明他从来没有当过共产党员。
这个笑话是共产党人自己讲的。它仅仅反映出匈牙利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这个国家，特别是青年，对官方的政治不感兴趣，而且态度几乎是咄咄逼人的。例如，在最近五年中，三十岁和三十岁以下的党员的百分比从占党员总人数中的百分之二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十三。
一名外国观察家在谈到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时说，“从某一个观点来看，卡达尔把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情做好了。他接受了粉碎一九五六年革命的责任，他担负了苏联的替罪羊这个重担。与此同时，他使情况恢复正常，并且在苏联的援助下使经济得到了恢复”。
然后，他转而谈到了另一方面的情况。“但是，卡达尔仅仅冲淡了这种愤怒情绪。他仍然没有得到人民自由和积极的合作”。今天，苏联对匈牙利生活中的主流的影响几乎只不过是驻有八万名俄国军队。
苏联的文化影响几乎等于零。俄语仍是八年制学校里的必修课。但是匈牙利人拒绝学它。苏联现代文学没有西方文学吃香。现代戏剧要么完全是国内的——例如酒巴间的歌舞和讽刺剧，要么就是西方的。
甚至在经济学和外交政策方面，这个争取有限独立的运动也是十分明显的。匈牙利的官员毫不掩饰他们对于苏联发起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不能实现东欧的一体化生产表示愤怒。今天，他们百分之七十的贸易是同苏联集团进行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积极采取一些办法以便使他们的大部分贸易转向西方——特别是转向奥地利和西欧。它们现在正在削弱斯大林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没有原料来支持的重工业，同时加紧生产比较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例如医疗设备，药品以及无线电和电话的装置。
此外，目前匈牙利同罗马尼亚竞相在政治上同西欧调情。匈牙利外长彼得·亚诺什今年一月访问巴黎时对戴高乐总统提出的“欧洲人的欧洲”小心翼翼地表示感兴趣。上个月当他到维也纳签署取消匈奥边界手续的协议时他前进了一步。
党已经放弃了它要控制生活各方面的要求。领导人不公开夸耀它的权力。“领袖”象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标志都已从布达佩斯的街道上消失了。
一位年青作家谈到艺术的情况时说，“党不再说它能通过作家协会控制我们了”。他本人由于最近的作品被当局扣上了一顶“悲观主义者”的帽子。不管他是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指出，其他作家保护他不受共产党人的攻击。他仍然有工作，他仍然写作，仍然出版他的作品。事情就是这样。
在党内特权阶层本身中也有进行试验的一线微光。专家的一致意见是，卡达尔小心翼翼地在“元老派”和年青的想要在一党执政的国家中制定新形式的“实用主义者”之间保持平衡。结果是把渐进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例如，卡达尔指定一个高级经济专家委员会来拟定一个将给地方工厂管理者更多的权力和主动权的新的经济体制。他们正在仔细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在权力下放和“社会主义的赢利”方面的新经验。委员会将在九月提出报告，中央委员会将讨论这个方案，其结果将加到明年一月开始的新的经济计划中去。
人民担心的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一所新的公寓（等待五年是正常的），如何能挣得更多些，什么地方去寻找使生活有些色彩的小小的奢侈品。
广泛地使用流产和控制生育的办法显然开始使政府感到忧虑。对已婚和未婚妇女不加以区别。一次流产的全部费用是四十福林（一块七角五分美元），到产院检查一次也是这样。结果，过去五年里人口只增加了十二万五千人——欧洲最低的出生率，固定在一万至一万一千人左右。官方承认，他们害怕改变控制生育政策，因为他们担心，人口的突然增加会给生活标准带来新的沉重的压力，并且导致许多非法的堕胎。
对生活的这种流行的态度迫使当局作出愈来愈多的让步。农民被积极鼓励在集体农庄种植自留地，向城市供应必要食物而付给他们好的价钱。今天布达佩斯的妇女再次表现出她们对漂亮的天赋，咖啡馆和春天的花朵使城市显得更有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