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明镜》周刊说：苏联形成新的特权阶级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四月二十八日一期刊登法国《世界报》驻莫斯科记者米歇尔·塔屠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要说广大群众中有不愉快情绪，那是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的。由于政策的变化，他们对事物变得怀疑起来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感到不满意。党的干部曾忧虑地提出一个问题：第一书记的下一步“棋”将怎样走呢？
假如人们随便在莫斯科走一趟，或者更好一些，翻一翻电话簿，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那些有“电话号码”的人士一群一群地都住在一起。这一幢楼是中央委员会的官员住的，另外一幢是最高领导人住的——这就是赫鲁晓夫曾经住过的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现在赫鲁晓夫不得不搬到旧马厩大街十九号去住，领养老金过活。在高尔基大街和卡鲁什卡雅大街上有名的、斯大林式的大楼里，首先是居住着新老权贵。三口人的家庭住在有七个房间的一套住宅里。
在首都的西面和南面，高高的木栅栏挡住了通向开阔地的入口，在这里，不仅有最高领导人的五、六个官邸，而且也有为中央委员会、警察局、总参谋部、作家和《真理报》编辑们保留的别墅。
访问俄国的人看到，克里姆林大剧院的走廊完全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一系列的“秘密商店”为达官显贵和高级官员提供一般公民所得不到的货物和服务——这里且不谈向来就受到优惠待遇的军官团。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对平等所抱的幻想就更其破灭了。
当然，关于在苏联形成的新的特权阶级，从官方的宣传中是不能获悉什么的。
这个上等阶层的特权不仅仅是以金钱作基础。当然，在苏联，工资的差别是非常悬殊的。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权力的大小以及与此有关的威望。从性质上来说，生活水平是以这个政权给予干部多种多样的好处——从汽车到别墅——为基础的。
同样，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的对面，即在莫斯科河的彼岸，建立了第一幢达官贵人住的大楼。但是，正是斯大林破例地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
勃列日涅夫和波利扬斯基这些人，他们最终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舒适生活才拥护革命的。表面上最革命的口号，往往只是为了掩盖教条的保守主义才出现的。这种保守主义是和西方的“右”的概念相符合的。
在官方宣传的许多神话中有一个关于工人国家的神话，今天，这个神话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旋工和集体农庄农妇还是可以继续在集会上发表简短的讲话，但是工人在政治机构中的作用却纯粹是装装门面的。在一九六一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一百七十五名有表决权的委员中，事实上只有两名真正的“无产者”。
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大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学生是工农子弟，这个数字应当慎重对待，因为苏联统计局把企业的技术和行政干部也算到工人的范畴里面。另外，三十年代的相应百分率几乎是现在的两倍。
一个工人子弟，如果他有才能，他可以受高等教育，而“新阶级”的子弟却始终是被允许的。
人们根据经验知道，在外交界、报界以及特别是在对外旅行机关中高级官员的子弟，为数是非常多的。许多人还是工程师或者经济部门的领导人。
可以肯定地说，在年轻人当中有少数的持敌对态度的知识分子，他们乐于阅读外国刊物并且甚至把文章偷偷地寄到国外。广大的青年群众想在工业或者技术部门工作，这是两个完全没有危险的部门，从那里人们能够兴高采烈地看见世界的其余部分。
这个政权对于所有满足于仍然不可能取得特权的人来说，是可以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