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评苏新领导上台半年来的对外政策说：苏领导的机会主义比赫鲁晓夫“更熟练”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杂志》四月四日一期刊载洛温赛尔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改变政策》，摘要如下：
苏联对外政策是不是真的仍在继续赫鲁晓夫时期的同样路线？去年十月这个过于自信和顽固的领导人突然被推翻时，西方不少的人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不会采取北京的好斗的反西方战略以设法恢复共产党团结呢？现在半年过去了。大家看得很清楚，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弥合的，因此，西方公众将安于这种舒服的假定：苏联对外政策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化，但是这种假定是错误的。
事实上，无论在眼前的着重点上，或是在苏联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方式上，都有了显著的变化。这并没有宣布，也没有解释。相反的，新人物不喜欢赫鲁晓夫那种把苏联外交以冠冕堂皇的、全面的概念为基础的方式，而宁愿悄悄地、尽量少说话地进行调整。但是实质上，他们把他们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的重点，从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方面的直接对抗，转移到间接地争夺对不发达世界的反西方、革命——民族主义政府和运动的影响。同时，在他们同西方的关系中，他们把他们的主要力量从直接同美国接触以达成重要的协议，转移到间接的手法来利用西方联盟内部的分歧。
苏联新领导人一刻也没有接受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或是让俄国的对外政策由北京指挥。但是他们作了认真的尝试要看看意识形态争执是否能保持在一定范围以内，并且以比较有限的让步使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恢复一点合作。虽然这些不足以使中苏同盟重有起色，甚至还不足以使中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击和活动停止，但是它们使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轻快了，两国至少暂时不再沿着一条实际的“冲突道路”前进。
看来很清楚，在炸弹爆炸和赫鲁晓夫下台后，边境紧张局势很快下降到前几年的正常水平。
现在看得很清楚，苏联的新策略既没有恢复中苏合作的门面，也没有使苏联在争取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方面的意识形态地位有所改善。
苏联新领导人对于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互访的建议表示友好的——虽然是犹豫的
——态度，但是他们显得并不急于要做，也没有提出关于谈判的新建议。相反的，他们开始利用和鼓励戴高乐的这种幻想：欧洲的重大问题可能有一天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至少在这方面，苏联新统治者的态度比较接近斯大林而不那么接近赫鲁晓夫。
他们认为，现在在欧洲问题上同美国的和解够保险了，所以不必再举行谈判，还认为，对于为使德国重新统一或是西德参加核力量而作出的任何压力，只要拉拢巴黎反对华盛顿，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挫败。
因此，这些新人物有意识地帮助戴高乐把法国给予苏联的长期信贷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他们依靠戴高乐来制止多边核力量，而不必为此付出外交上的代价，也不必去否决西德提出的成立关于德国问题的四国常设会议的建议，否则他们可能处于不得不拒绝这一建议的难堪地位。他们热烈欢迎戴高乐提出的“由欧洲人”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这是指包括俄国，但是不包括美国。他们赞扬戴高乐提出的改组联合国的建议，这项建议将破坏将来采取行政行动的任何机会，而且赞扬他提出的“恢复金本位”的建议，这个建议将大大放慢西方经济的增长率。他们甚至转向西方采取的同东欧国家增加接触的策略，劝告他们的共产党政府中最忠诚的政府——主要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派代表团到巴黎去，支持戴高乐的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独立的”欧洲的希望。莫斯科以前不愿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现在正大力活动要诱使土耳其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非洲，刚果的没有完的麻烦使赫鲁晓夫的继任人有机会一箭双雕——使一些民族主义政府反对西方，并且想在对它们的支持方面超过中国。苏联使这些不结盟国家进行反西方活动，而且证明自己对“民族解放”的援助的效果高出中国。
苏联对革命民族主义政权在意识形态上采取较灵活的态度，在赫鲁晓夫统治的最后一年俄国就开始采取这一态度，新人物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在去年春天本·贝拉“同志”访问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访问纳赛尔时，苏联第一次正式承认，某些新民族主义政权可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不需要当地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不需要当地共产党的单独存在。去年十二月，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两个月，《真理报》报道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人代表——不是共产党代表——通过了这一原则：在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党内工作是共产党人在某些这样的国家里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事实上，至少从一九六四年初他们已经很公开地在阿尔及利亚这样做了。由于把这些国家的当地共产党人从民族主义领袖的潜在对手变成有价值的、不进行竞争的顾问，苏联就大大加强了它自己影响那里政府政策的机会。
显然，赫鲁晓夫继任人的新策略对西方比对共产党中国要成功得多。
但是苏联企图恢复在越南的影响——既作为当地共产党人的支持者，又作为可能的调解者——的尝试遭到中国人的强硬反对。苏联建议在意识形态论战中休战，但是只落得北京的嘲笑。从莫斯科观点看，最糟糕的是，本来企图召开国际“团结会议”以加强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结果遭到政治上的丢脸的失败，苏联被迫承认，如果没有它的中国对手同意和参加的话，它没有权威召集一次代表会议，那怕是它自己的支持者的代表会议。
这里提出苏联改变对外政策的证明，并不是要暗示新领导人已制订一项新的“杰出计划”。这些证明只是暗示他们改变了他们的重点，形成了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是比赫鲁晓夫统治下更熟练的“机会主义”态度。
近几个月来，苏联的“机会主义”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实际的损害，但是这是基于西方自己的错误和不团结而不是基于苏联领导人制造的机会。
无论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或是总理柯西金以及主席米高扬，都不是以特别关心共产主义理论的复杂性而著名的。事实上，他们似乎把处理这个糟糕的国际会议的工作交给了患病的苏斯洛夫和同他合作的专家，他们甚至没有出席会议。
米高扬在他们中间具有的国际经验最多，柯西金则似乎挑起了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担子。这两人在过去的生涯中主要担负经济负责工作，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方式说明他们像精明的经济学家一样，正在设法以最小的开支得到最大的具体结果。这也许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自然反应，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在一个时期中在过多的方面担负义务过度而产生的压力之下，这些领导人必然非常清楚对外政策和分配国家资源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