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十月》杂志批评西蒙诺夫等的反战小说

说西蒙诺夫的作品把战争描写成悲剧，没有揭示苏卫国战争的实质，政治工作人员和士兵被描写得很糟糕，这些不良倾向影响了青年作家
【本刊讯】苏联《十月》杂志一九六五年三月号在《文学批评》栏内刊登了伊凡·库兹米契夫写的一篇题为《评现代战争题材小说》的文章，摘要如下：
伟大卫国战争最后的几响炮声老早就轰鸣过去了，但是对这个的确是取之不尽的题材的兴趣并未消失。
但是，在战后年代里也出现了不少使人为未来的《战争与和平》的命运有些耽心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着我们的军事小说家比现在更快地前进呢？我以为，这种障碍之一是：有许多作家过分注意战争的事件方面，过分注意事实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往往超过人类性格的真实。
过分注意事件性以至损害了人物性格的深入探讨，这在战后不止束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可能性。但是，这种态度对某些描写整连整营覆灭的青年小说家的创作似乎是特别有害。我们只谈谈巴克拉诺夫的创作经验。他一部接一部地发表了作品：《在主攻的南方》（一九五七年）、《一寸土》（一九五九年）、《人已死亡，不究既往》（一九六一年）。
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感觉到，重大真理的立足点正从主人公的脚下撤走，据点缩小到一寸土上，变得更小，最后，在小说《人已死亡，不究既往》中，集中到第一千三百一十八炮兵团第三炮兵营参谋长、怕死鬼和叛徒伊申科的身上。
胆小鬼保住命了，炮兵营长乌沙科夫少校却牺牲了。该营几乎全体官兵都与他一起阵亡。只有以政委瓦西奇为首的一小批战士得以冲出包围回到自己人那儿。
在《一寸土》和《在主攻的南方》两部书中，实质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胆小鬼和叛徒气势汹汹地捍卫自己干卑劣勾当的权利，以指挥部的“错误”来为自己的胆小辩白，不仅逍遥法外，甚至俨然成为胜利者。一句话，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象西蒙诺夫小说中同类的主人公一样。
究竟为什么恶棍这么强大，而战争中的真正英雄在同他们斗争时却如此弱小？这是因为，这些恶棍和小人都被巴克拉诺夫不分青红皂白地描写得具有生动的、现实的性格特征。这些“狗熊”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逐渐壮大、巩固，占据越来越巩固的地位，而那些注定要成为真正英雄的人物却反而日益衰萎，失去自己的人的特质，变成无性格的人物。
我们的某些青年小说家放弃了俄罗斯英雄主义文学的光荣传统，并且不由自主地走上了非英雄化的道路。
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如果看看有丰富文学经验的某些军事小说家的创作，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容易理解些。也许，这些不良倾向与西蒙诺夫的创作最为接近。
西蒙诺夫的题材在战后的作品中复杂化了，在一些场合下，正在上升到悲剧性（科齐廖夫将军及其同志们的死、师长谢尔皮林在包围中的作为、谢尔皮林师士兵在突出包围后的牺牲）。在《南方的故事》中，在《活着的和死去的》和《不是生来就是士兵》这两部小说中，在这些从战时就已熟悉的题材和问题上又添加了新的：人道主义和党的军事领导问题、在战争过程中军人和军队的形成问题、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问题等等。
为了弄清与现代俄罗斯苏维埃战争题材小说的命运有关的几个原则性问题，我们来看看他的创作吧。
根据西蒙诺夫的几本小说，要形成一幅总的历史图景是困难的。在这里，对历史事件的逻辑曾经怎样发展这个问题，读者找不到答案。西蒙诺夫所写为数众多的人物被描写成与其说是本人命运的创造者，倒不如说是别人意志的执行者、指挥令的执行者。
看来，作者竭力想看到并写出战争开始时，我方军事失败的原因，却很少注意揭示另一个原因，即：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苏联人民挺住了，为什么在撤退的时刻，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西蒙诺夫作品的情节基础，确实不是人们的命运，不是性格的历史，而是作为事件的战争本身。由于在所写的事件中，西蒙诺夫没有能够（据我们看）摸到内在的脉搏，没有能够深刻地确定运动的规律性，于是，这就影响了小说的整个逻辑。一个事件被另一个代替（一般在每部作品中，以及在所有作品中）显得论据薄弱。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倒是战争的偶然事件，而不是战争的逻辑、战争的规律性。
西蒙诺夫的小说里有不少正确的话，但是，主要是为了描写事件，而不是人的命运，这样一个事先确定的目的，可以说，使作家受到了无法弥补的美学上的损失。
西蒙诺夫对人本身很少发生兴趣，而只是把人作为战争图景的生动细节。他并不努力研究人的命运，不努力抓住自己主人公之间丰富多采的人性的联系。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之问很少有相互的内在吸引力和联系。
在这些小说中连政治指导员也不走运。在大部分场合下，他们没有同指挥员并列的位置。不正是由于这个，这些人才如此无声无臭吗？不正是因此，他们在战争中才那样大倒其霉吗？
这里，还想指出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可能会说明，为什么许多军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缺乏明显个性的原因。
正象上面说的一样，在西蒙诺夫的小说里，士兵大众描写得很糟糕、公式化。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意见是主观的。我只想着重指出，被西蒙诺夫选中的、被某些青年小说家仿效的获得艺术真实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小说这种体裁不仅要求有广泛的、概括的描写，而且要有对时代的深刻历史进程的分析和探讨。主要的是，小说不可能没有全面描绘的、深刻的性格和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真正缔造者的典型形象。那些事件方面占主导地位、叙述的真实超过了人类性格的真实的作品，不能不被看成是美学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