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国民党方面所谓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决定，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组建7个师作为新四军的基本部队。新四军为坚持敌后抗战，反击日军残酷“扫荡”、伪军严密“清乡”与国民党顽固派频频“摩擦”，将皖南事变中被打散的无线电侦察机构“三山办公室”又恢复重建，开始了无线电侦察工作的新阶段。
重建：铸就无形战力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三山办公室”不断获取国民党军动态情报，直到最后危急时刻，根据军首长指示砸毁电台，销毁密件，分散突围。“三山办公室”负责人胡立教与在军部军法处工作的扬帆两人一起化装突围到达苏南根据地，工作人员尹耕莘、朱诚基等被俘，在被押送上饶集中营途中逃脱返回根据地。
2月，毛泽东亲自致电刘少奇、陈毅：“希望你们把胡立教调到新四军军部，组织第二科，专作侦察华中顽军之用。”按照这一要求，胡立教前往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从此脱离了无线电通讯工作，专门负责新四军无线电侦察的统筹领导工作。胡立教被任命为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的后方政治部副主任，但其主要任务是重建无线电侦察机构，聚集老骨干、补充新干部。皖南事变中失散的人员陆续归队，还从队伍建设长期需要出发，连续办了三期训练班，经过筛选得到约50人的精干力量。
抗战时期的胡立教。
6月，新四军正式成立“胡立教办公室”（次年8月改称新四军军部调查研究室，亦称华中局调查研究室），由参谋长赖传珠直接领导，此后一直随同军部行动。
胡立教的部门特别注重培养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胡立教适时地讲形势任务，鼓舞斗志，更多时候会巡视各个科组，简明扼要地说说情况信息，使大家在埋头苦干中也能抬头远望，想到大局。还竭力让工作人员参加相关会议，听军首长和学者的报告讲课，也让值班人员能听到传达。同时组织认真读书讨论，保证政治学习和党日生活。按照红军时期形成的破开一百种密码即召开庆祝会的传统，遇到“百密纪念”时都举行会餐，并邀请军首长等到会鼓励。同志们经常唱革命歌曲，还排演过《前线》等话剧。
1942年底，新四军军部由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盱眙黄花塘。一天，陈毅来看望无线电侦察部门工作人员，他看到年轻的破译员蒋旦萍正在翻译电报，于是坐下来看译出来的电报，并在空白处写上“这是某某桥吧？”。蒋旦萍查看密码本后说：“军长，桥字部首不对。”陈毅沉思片刻，然后说：“对，你们的工作，都要得到客观的验证，不能想当然，这就是科学。”此后，陈毅还多次来讲话，号召工作人员不要计较名利地位，个人的志趣要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埋头苦干安心工作，他还以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来勉励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工作热情。无线电侦察部门形成了政治上坚强有力的工作队伍，促进了全体人员自觉通过不断强化实践来提高侦译工作水平。
江苏盱眙黄花塘的华中局调研室旧址。
他们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蒋旦萍回忆，当时他刚从抗大五分校学习结束分配到这里，难以适应这里的工作节奏，在抗大时晚上九点就准时熄灯，而这个时间正是破译工作开始的时候，“而且开始交来的那些密报，内容都比较枯燥，比如说，敌人的口令信号、电台通讯联络这类电报，一般都很长，一份有三四百字，我要翻半天。有的时候到下半夜一点了，还有一大摞电报没有译掉”，一般都要搞到一点钟、两点钟，当天的密报才能全部处理掉。
新四军上下都十分重视无线电侦察工作。在主管这一部门的参谋长赖传珠日记里，经常能看到他从所属各部调集人员、装备器材、后勤物资等补充胡立教部门的记载，他还安排专人从敌占区购买侦察电台用的电池等紧缺物资。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该师侦察工作联席会议上强调，“若获得密电码本或原文与密码同记之字（可推出其密码之编制），应立即送往野战军情报科或中央情报机关，以供专家研究”。在敌占区、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也利用各种机会搜集伪军、国民党军的密码本，辗转送来供他们研究使用。这些都极大帮助了无线电侦察部门的工作。
新四军无线电侦察机构的成功重建，不仅是一个技术部门的恢复，更标志着新四军在遭受重创后，重新建立起一支专业化、成建制的情报保障力量，为应对接下来更为复杂的斗争做好了关键准备。
反顽：化解腹心之患
重建后的新四军，面对的敌军不只是侵华日军，还有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经常制造摩擦的国民党军，这样的军队当时被称为“顽军”。新四军对顽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简称“反顽”。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黄桥迎击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的进攻，在破译得来的密息情报助力下，就曾取得一次以弱胜强反顽斗争的大胜利。
而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反共气焰更炽，又向新四军4师彭雪枫部大举进攻，战斗历时3个多月，4师终因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伤亡失踪4000余人，被迫于1941年5月撤离豫皖苏边根据地，转移到皖东北。在顽军不断滋扰进攻的情况下，新四军为了抗日必须反顽，如不坚决反顽，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更无谈抗日。
当时韩德勤所辖保安第3纵队王光夏部反共行动最为积极，侵占苏北根据地淮阴县的程道口，在此构筑坚固工事驻守。程道口地处根据地的核心位置，韩德勤的打算是以程道口为中心，严密控制运河两岸，尔后向两边扩张，东接曹甸、车桥，西达津浦铁路，从而构成一条横贯淮北、淮海根据地的东西走廊，为汤恩伯部东进准备一条通道，从而严重威胁新四军的安全。胡立教的部门因此对韩德勤、王光夏严密监控，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
据赖传珠日记载，10月13日，新四军侦知韩德勤部副师长姜云清率第194团前往程道口，“增强运河两岸防务，以控制该地区，为策应反共军东进之企图”，而如任由该部进入程道口协助防守，则更难清除这个扎进根据地腹地的“钉子”。于是在陈毅亲自指挥下，次日新四军集结主力6个团作为进攻程道口的攻坚部队，并安排了打援阻击部队，于15日全线发动进攻。
程道口之战示意图。
同日，侦悉“韩令姜云清率194团速援，并接子弹，如我军攻击时，固守待援”。得此消息，新四军加快进攻，至18日，扫清了程道口外围多处据点，顽军全部龟缩至程道口顽抗；同日，又侦悉“顽韩拟组织二路4个团向我涟南部队进犯后，再行北援；要求李仙洲部兼程东进”。陈毅决定速战速决歼灭敌人，于是自20日17时许，由东西两侧同时发动总攻击，当天攻克部分敌阵地；次日又经重新调整部署后，从21日夜开始发起总攻，经30小时激战，除王光夏率百余人逃窜外，计毙伤俘顽军1400余人，缴获军用物资甚多。此战是新四军继黄桥战役之后反顽斗争取得的又一次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又一次反共阴谋，使苏北淮海、盐阜与淮北、淮南根据地联成一片。
不过后来与韩德勤的斗争还是一直在持续进行。1943年2月，日军对韩德勤部所在的淮安以东地区进行“扫荡”，韩部溃败。新四军以抗日大局为重，给予韩部接应照顾。2月20日，在延安的刘少奇致电陈毅、黄克诚等，指出韩德勤在日军“扫荡”时进入根据地，应给以好的照应，“但你们决不要放松警戒，应以有力部队监视他们，以便在‘扫荡’后能使他们退回原防，不致占领我重要地区不退。这些部队是毫无信义的，你们必须留心，以免上当”。
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大力支援韩德勤，帮助其收容溃散的部队，还发动各地居民热烈慰问，送粮、猪、款慰劳，给予许多便利。但日军“扫荡”结束后，韩德勤果真就是在根据地赖着不走，还要和新四军抢地盘。新四军军部调研室截译韩德勤发给皖北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的密电，识破其“集中主力于里仁集至程道口一线，企图立稳脚跟，与东进的王仲廉部会合，侵夺洪泽湖两岸，建立新根据地和对我作全盘打算”的阴谋。3月17日，陈毅等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均见韩致王电”，证实了密电破译所得情报的关键作用，这让新四军看清了韩德勤借反“扫荡”之名行反共摩擦之实的真实意图，为下定决心武力驱逐提供了确凿依据。
无线电侦察不仅揭露了韩德勤的图谋，更精准锁定了其部队动向。3月14日夜，韩德勤部近3000人西渡运河，随后占领新四军4师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山子头、盛圩（今属江苏泗洪）一线，而新四军通过截获的该部行军部署密电，提前掌握了这一动态。陈毅等在电报中详细汇报：“寒（14日）晚，韩部主力且已西渡运河，进抵洪泽湖东北之金锁镇、莫塘圩一线，迎接王部”，“真（11日）晚，王仲廉亲率暂55师及苗秀霖旅，已逼近津浦铁道西，则拟铣（16日）晚强行过路”。这些源自密电的精准情报，使新四军得以迅速调整部署，决定趁韩德勤与王仲廉尚未会合之际，以4师为主力，在2师、3师一部配合下先发制人，于17日夜发起山子头战斗，仅用十多个小时便歼灭韩部主力，生擒韩德勤。
韩德勤被俘时隐瞒身份，新四军方面也佯作不知，并准备把他当作普通俘虏释放，以免引起更大冲突。3月19日从截获蒋介石致王仲廉电令获悉，蒋介石尚不知韩德勤被俘，还在限王仲廉于4月5日赶到洪泽湖地区。但韩德勤却突然公开身份，表示不愿走，还吞吃了几十根火柴，并要求写遗嘱，摆出要自尽的样子。陈毅亲自前往4师主持处置韩德勤事宜。此时，韩德勤主动提出他已一周未给上级发电报，要求发电报以稳定局势。3月26日，韩德勤给顾祝同去电，只说其所部在山子头战斗中伤亡惨重，“副总部亦被冲散，电台未能架设，以致失去联络”，隐瞒了自己被俘之事。
山子头战斗后，陈毅（前左一）释放韩德勤（前左二）。
陈毅等经商议，判定俘虏韩德勤之事并未为外界确切知晓，还是以主动送韩出境为有利，遂请示中央拟释放他。29日，中央复电，同意按陈毅等意见释放韩德勤，但要求与韩订立一项合作抗日密约，以免上当。韩德勤痛快答应签订了十条密约，并向陈毅恳求给他留点面子，发还一部分人枪，仍然让他挂江苏省政府的牌子，划一块活动地盘。随后，韩德勤被释放，还继续向其上级掩盖被俘一事，接着当副总司令和省主席，但再也无力与新四军搞摩擦。
新四军有效运用无线电侦察，促成了山子头战斗的胜利与“捉放韩德勤”的妥善处置，是取得这场复杂斗争胜利的关键。通过对国民党军密电的破译，精准把握战机歼灭来犯之敌，又在政治处置中占据先机，实现了“军事上取攻势、政治上取守势”的战略目标，使国民党军在苏北的影响力大幅削弱，稳定了华中敌后局势。
在敌后错综复杂的局势中，由于无线电侦察工作卓有成效，新四军在反顽斗争中多能占据主动，驱逐消灭了许多顽军部队，抵御了李品仙、汤恩伯等下属部队的攻击，支持粟裕南下三战天目山，开辟了对中统等特务系统的侦破，破除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各种阴谋破坏，从而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为坚持长期抗日斗争提供了条件。
抗日：开辟情报蹊径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使用的密码保密程度高，新四军无法直接破译日军密电，但他们并未放弃，而是千方百计另辟蹊径。因为当时伪军多是原国民党军，所使用的密码编制水平较日军差得很多，新四军可以破译伪军的电报，从而能够通过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电报掌握日军动向，保障了反“扫荡”和反“清乡”等军事斗争的开展，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1年，原在苏北活动的国民党军李长江、杨仲华等部投降日军，当年9月，南京汪伪政权军委会为就近指挥在苏北的大批伪军，任命臧卓为苏北行营主任，以泰州为其驻地，密切配合日军行动。苏北地区正是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活动的区域，臧卓到苏北就是来和新四军对阵的，因此自截获他将到苏北任职的消息后，新四军就对其动向严密监视。
这一时期，日军开始针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清乡”运动。与在其他地区开展的“扫荡”不同，“清乡”的措施更为毒辣，杂糅着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多种手段，分期分区进行，其目的就是把占领区变成稳固的后方基地，通过汪伪政权建立有效统治，以实行“以战养战”。臧卓作为苏北地区推行“清乡”的主要执行者，紧密协助日军驻军司令官南部襄吉，在任1年间，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发动“清乡”“扫荡”达30多次，日伪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给当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臧卓在致汪精卫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自己与日军勾结的情况，“本年2月间，职与友军南部司令巡视南通，曾互道所怀，咸以苏北之治安为念”，“南部司令特于司令部邀集现地双方之主要人员，举行苏北治安工作第一次中日会议，力主迅即举办大规模之治安工作，配合我友两军分期将潜据之敌匪予以歼灭，并动员双方主要机关策动政治力量之跟进，以争取和平区域之拓展与地方治安之确立”，其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嘴脸展露无遗。他不知道的是，他与日军的行动都在新四军的监控之下。
新四军利用从臧卓等伪军处获取的情报，接连狠狠打击日伪军。特别是1942年9月，1师粟裕所部在谢家渡设伏，一举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第52大队大队长保田兼一中佐以下85人。南部襄吉因而气急败坏，把“清乡”失败之责推到臧卓身上。次月，汪伪政府即以臧卓“清乡剿共不力”之名，免去他苏北行营主任，又对苏北的伪军部队进行了改组。臧卓这个铁杆汉奸就此被汪伪政权逐出了权力核心。
随着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的消长，战事逐渐由战略相持阶段向局部反攻转变。1944年3月，粟裕指挥的车桥战役是新四军首次大规模主动进攻日伪军坚固据点，是华中敌后战场开始反攻的转折点，而其背后就有无线电侦察的贡献。
车桥在苏中根据地北侧，是日本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的结合部，由华北派遣军驻守。车桥及附近的曹甸、泾口地区，本是韩德勤苦心经营的大本营。上年2月，韩德勤不战而逃，此地遂陷敌手。日伪占领1年多时间，在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内，于其原有工事基础上强化了防御。
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报道车桥战役。
车桥战役可以说是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打了一仗。战前，粟裕就分析认为，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往往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所以他力主直接进攻，并把进攻时间定在3月5日。
3月3日，就在1师及苏中军区部队厉兵秣马作战前准备的时候，粟裕接到敌情通报：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增至安丰，伪军师长田铁夫也到了安丰。安丰在车桥以西，这批新来的日伪军有向东“扫荡”模样。这一情况十分重要，如这批日伪军在车桥打响后起来增援，会增加很多困难。粟裕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决心在车桥战役发起之前，对敌实施一个“声东击西”的“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确保车桥战役达成突然性。粟裕把师直机关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后梯队北移跳出“扫荡”圈；前梯队向南转移，故意“示形”迎击“扫荡”之敌，与敌人进行纠缠，以麻痹敌人。
3月5日凌晨，新四军突然发起对车桥的进攻，经20小时的激战，完全攻占车桥。当日下午至6日，担任阻援警戒的部队击退日军第72旅团独立步兵第60大队等部的4批增援，击毙日军大队长三泽金夫，至6日下午增援日伪军大部被歼，残敌退回周庄。至13日，新四军又收复周边多处据点，取得战役胜利。此役共歼日军大队长三泽以下465人（俘24人）、伪军483人（俘168人）。此战胜利，精准的情报预警与时机把握是关键。
新四军成功通过破译伪军密电掌握日伪军行动，这一独特的情报来源，为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取得主动提供了坚实助力，并在车桥战役开始的战略反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华中敌后战场全面实现战略反攻的转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新四军恢复重建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是支撑开展华中敌后抗战的“耳目”与“神经”。在军部由胡立教重新组建的部门外，1师、5师、7师等师级单位及旅级单位浙东游击纵队也都独立开展了无线电侦察工作，并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四军通过对日伪顽开展的无线电侦察精准掌握敌情，为在华中复杂局势中坚持抗战、发展壮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保障，极大改变了抗日战场的力量对比，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情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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