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电话里跟我聊起一些历史问题，尤其是冷战时期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在谈到中国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这位朋友在肯定了那个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抉择的同时，话锋一转的说：“相对于毛泽东主席而言，我最佩服的人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朋友回答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明知道苏联有操控中国的想法，建国后还要实行‘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你看人家铁托面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是怎样的态度？关键人家南斯拉夫相对咱们中国来说还是小国，谁的骨头最硬？谁是真正的独立自主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听了朋友的上述回答后，我只淡淡的反问了一句说：“我姑且认可你所说的铁托是块硬骨头，但是你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年铁托走的这条所谓反对斯大林，并独立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独立自主’的道路，美国和西方别提有多高兴了，并给予了相当规模的经济和物资援助，并使南斯拉夫成为那个年代东欧地区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但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西方对谁下手最狠呢？或者说把谁打的最惨呢？不就是你所说的硬骨头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吗”？朋友一时语噻，不知如何作答。鉴于这个朋友还是具有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和立场以及相当高的学历背景，也具备一定的文科尤其是历史知识储备，也就不必深入探讨，留下这个问题，他自己会想得明白。
但是后来想了许久，南斯拉夫和中国在此之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结果，其核心并不在于我这个朋友所说的骨头的“硬”和“软”，而是应该怎样去认识和理解他所说的“独立自主”，又或者说什么是真正的独立自主？
一、铁托的“硬骨头”里隐藏着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
与中国革命所相似，而与其他多数东欧国家是由苏联红军帮助其打败纳粹和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所不同的是，二战中的南斯拉夫主要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本国民众的游击战解放了全国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再加上南斯拉夫占据了巴尔干半岛的主体和亚得里亚海漫长的海岸线并拥有大量的天然良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上的双重缘故，不仅使铁托对于本国独立自主的理解有别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使斯大林看见了南斯拉夫自身的力量及其建立在这种力量之上的地缘位置的含金量。
正是因为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有别于其他东欧国家不具备的含金量，斯大林才会把1947年10月5日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斯大林这一步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他有意将贝尔格莱德塑造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副中心”。因为这样的安排不仅是对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的重视和信任，更是一种政治和战略上的“重托”。作为一位极具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相对于帝国主义者巧取豪夺的蛮横无理——深谙“权利”和“义务”两者之间关系对等的重要性。而将南斯拉夫委以这样的重任即给予这样的“权利”，是隐含的告诉铁托需要在巴尔干半岛尤其是亚得里亚海这里不要忽视苏联的战略利益即需要履行的“义务”。
那我们看看铁托是怎样看待以及回应斯大林所给予他的“权利”和需要履行的“义务”，并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一步分析这样的“权利”和“义务”是不是具有对等性。这样我们基本上就不会盲目的赞扬铁托及其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进而也就能正确的看待南斯拉夫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所产生的灾难性结果。
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在南斯拉夫和铁托的帮助下建立的以恩维尔·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而阿尔巴尼亚所处的扼制亚得里亚海进入地中海咽喉的战略地位，成为苏联因黑海海峡被英国在希腊方向截断后进入地中海的唯一战略选择，但要想获得从亚得里亚海进入地中海的这个战略支点就无法绕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
在二战中，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身力量薄弱，主要依靠南共领导下的游击队的支援才打败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占领军。所以霍查政权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支持。尽管二战中苏联也给予了南斯拉夫一定的军备和物资援助，但斯大林懂得“谁种地，谁收获”这个基本的“劳动成果”的归属。再加上当时的苏联因为顾及和英美的关系，不愿意直接深度介入阿尔巴尼亚，则默认南斯拉夫代为处理阿尔巴尼亚的事务，因此贝尔格莱德即成了阿尔巴尼亚对外的实际控制者。
然而斯大林默许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这一“权利”，是需要建立在南斯拉夫配合及履行苏联在这一区域特别是进入地中海方向的利益共享基础上的“义务”为前提。只要南斯拉夫能够认真对待和履行与苏联利益均沾的“义务”，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影响和贝尔格莱德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副中心”的地位的“权利”就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坦率地说，此时的苏南关系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买卖公平”的关系，没有任何一方压迫另一方的性质。
然而，任何事物均是有利即有弊，这种处于东西方博弈前沿的战略位置，能够给南斯拉夫带来一定程度的地缘价值的同时也使南斯拉夫在安全上具有极大的脆弱性。而正是认识到这样的脆弱性，铁托接下来的操作并不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框架内与苏联“共商”的基础上进行解决，而是谋求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战略构想，进而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南斯拉夫联邦体系，使之成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加盟共和国。
1946年7月19日，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在没有通报苏联的情况下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条约。并在第二年的1947年11月27日，南阿两国进一步签订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关于协调计划、撤销关税和统一币制的协定》。铁托这种脱离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擅自行动，尽管有悖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统一行动的理念并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满。但斯大林仍然把1947年10月5日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就足以说明铁托只要能够保证苏联在此区域与南斯拉夫实现利益均沾即拥有通往地中海方向的战略通道，而仅仅只是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南斯拉夫的势力范围，“宽厚”的斯大林还是依然能够默许铁托这种“无视老大”且具有“地区霸权”性质的行为。这对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总司令”的斯大林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让步”。
但是，形势并未随着斯大林的“让步”以及所期望的方向发展。1948年1月16日，保加利亚议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发表讲话，陈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巴尔干联邦”的重要性，表示一俟条件成熟，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将考虑建立联邦或者邦联的问题。这一讲话令斯大林感到无比愤怒，毫无疑问这是铁托拉拢东欧国家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另立新山头的明确信号。但与此同时，这个讲话却令西方倍感振奋，他们期望东欧在将来能够出现一个独立于斯大林苏联的阵营力量。
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冷战背景的条件下，我们很容易体会此时斯大林的感受。斯大林对铁托所寄予的“信任”和“厚望”，不仅被铁托所拒绝，并用这种“挖墙脚”的方式——联合东欧各国脱离苏联——所回应。用恩格斯曾引用海涅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来形容此刻的斯大林一点都不为过。而这种收获“跳蚤”的结果，当然不会被曾经打败过希特勒并扶植了众多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斯大林所容忍和接受。苏联即在季米特洛夫发表讲话12天后的1948年1月2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矛盾进入公开化。同年3月19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决定立即撤走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同年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开会专门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南斯拉夫共产党拒绝出席，会议随即作出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的决议。第二年即1949年9月28日，苏联废除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条约。同时在苏联的影响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相继与南斯拉夫废除了之前签订的友好条约。至此，苏联与南斯拉夫正式决裂。
与斯大林决裂之后的铁托直接跳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大量的接受西方的经济援助，进而有意将西方塑造成制衡苏联的外部筹码。但与此同时，铁托也明白“担子一肩挑，哪有不闪腰”的道理，在接受西方援助的条件下也需要防止西方的渗透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正是在这种基础上，铁托与印度的尼赫鲁和埃及的纳赛尔发起成立了“不结盟运动”的组织，其用意就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为南斯拉夫寻找第三条生存空间，并期望着能够将南斯拉夫塑造成一个超越民族和超越东西方阵营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身份。
铁托这种不惜跳出阵营来换取他所期望的自主权，但同时自身又还带有地区霸权性质的诉求。并且在自身又不具备独立掌控这一敏感区域的实际利益的能力，又不愿意借助社会主义阵营和斯大林这位“大哥”在实现利益均沾的基础上来换取掌控力量的加码，并且还要以“挖墙脚”的方式把“大哥”在二战中付出极大牺牲建立的基本盘即其他东欧国家纳入他主导下的“巴尔干联邦”，以充实南斯拉夫在这一敏感区域的力量，这当然不能被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斯大林[2]所允许。铁托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心态跟当年张伯伦既希望苏联能够成为反德先锋，又要在《慕尼黑协定》中出卖苏联，既要苏联担责，又不给予苏联对等的安全关切的小家子气和滑头做派极其相似，也是造成苏南关系决裂的根本原因。而张伯伦在战略上的这种小聪明最终导致反德同盟彻底破产，进而也使英国在最先孤立中独自面对希特勒的军事打击。前车之鉴，看看张伯伦的结果，我们也就不难推测出在这种“小聪明”思想主导下的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铁托在得罪斯大林并独立出社会主义阵营后，转手又与西方交好牵制苏联，但同时又担心西方的渗透和干预，转手又发起成立“不结盟运动”。而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忽左忽右的外交战略正是将后来的南斯拉夫带入深渊的关键原因。这种看似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独立自主”的战略举措，其主动权高度依赖于两大阵营之间力量的平衡。待到冷战末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体系的瓦解即这种平衡被打破，这种战略上的失衡也就使南斯拉夫失去了建立其上的原有外部平衡的保护，再加上前文所说的南斯拉夫所处的地缘位置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脆弱性，这就为后来南斯拉夫的解体并遭到西方的重拳打击埋下了伏笔。
很多同志在讨论苏南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谴责苏联和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笔者不否认存在这样的因素——而对南斯拉夫充满着同情以及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肯定和赞扬。然而分析政治问题尤其是国际政治，不能仅仅以简单的是非、正义和情感为出发点，更不能用“弱者即有理”这种简单的道德好恶来代替客观实际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为基础的分析。同样我们看待这一时期的苏南关系，也需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分析，才能得出摒弃于“形而上”的正确结论。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3]这句话不仅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标志性论断，也是我们分析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需要掌握的核心方法论。
二、毛泽东在“灵活性”中暗含着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
1949年10月1日成立之后的新中国不仅需要“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4]，还面临着西南地区、海南岛和台湾等地尚未解放。在“继承”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留下的民不聊生和破败不堪的“内部遗产”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二战后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中所针对中国实行的并被蒋介石所全部接纳的“雅尔塔密约”[5]的“外部遗产”。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即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以为斯大林“祝贺七十寿辰”的名义出访苏联，至1950年2月17日结束访问回国。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国祚甫定而千头万绪之时，仅对一个国家专访的时间居然长达两个多月，这在至今为止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之所以在苏联逗留这么长的时间，乃至于在中国人十分重视的元旦和春节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都选择在邻家“客居”，这本身就说明了此次访问的背景和过程对毛泽东而言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根据当时的安排，这次出访原本并没有计划要停留这么长的时间，而时间的拉长完全是与苏联在后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博弈的结果。而与苏联谈判和博弈的核心就是要解决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这些在“雅尔塔密约”里遗留下来，且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悉数接纳并事关新中国主权和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
实事求是的说，毛泽东这次来苏联与斯大林打交道以及维护主权的难度远大于二战独立后的铁托。原因在于：第一、斯大林因之前对铁托的期望和信任过高反而被铁托伤害太深，以及对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特别是在过长江的问题上不听其“劝告”的“叛逆”个性，使斯大林一开始对毛泽东就戴着“有色眼镜”并有着深度的心里隔膜，甚至怀疑毛泽东是“东方的铁托”。第二、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决裂，使斯大林想通过南斯拉夫及阿尔巴尼亚进入地中海进而获取与西方博弈的安全利益与战略筹码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这种对失去亚得里亚海进入地中海的出海口的失落，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斯大林为苏联对远东和西太平洋出海口掌控权的进一步强化。而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前往苏联并与斯大林讨论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等事关中国主权并被斯大林内心所进一步强化的利益，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啻于“虎口夺食”。但戏剧性的是，最初被斯大林寄予厚望并极力“拉拢”的铁托最终却与其分道扬镳，而一开始就被斯大林“怀疑”的毛泽东并与苏联有着主权矛盾的中国反而没有与苏联产生破裂。这当中所蕴含的博弈智慧和对矛盾边界的把握以及对现实物质条件的清醒认知，乃至如何处理“斗争”与“团结”的辩证关系，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总结。
此次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恰好时值苏南关系正式决裂后的1949年9月28日，即苏联废除同南斯拉夫签订友好条约的关键时间节点。按照一般逻辑来看，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在西边产生巨大缺口和战略松动的背景下，斯大林对于东边且已经到手的利益则更加不会轻易拱手相让。但同时作为一位“阅人无数”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心里也一定会清楚，即将来到莫斯科的这位56岁的盟友加对手的毛泽东，曾经在9个月前就能够毫不理会他的“劝阻”打过长江并解放了全中国。那么今天面对事关中国主权及发展利益的旅顺军港、大连商港和中长铁路等问题，毛泽东同样也不会轻易接受他的“劝阻”。
1949年12月16日晚6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抵达莫斯科的毛泽东。不出斯大林所料，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即提到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出所料的是，斯大林当场打断了毛泽东的讲话并回应说：“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6]斯大林这番话的确说得振振有词且符合逻辑，但这种所谓法律上的逻辑，其实在1949年通过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打过长江后已经在实践上被否定。而斯大林用之前所谓的“雅尔塔协定”并扯着美国和英国这张“虎皮”挂着的“大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其目的无非是想让毛泽东在事关中国主权问题上能够做到知难而退。但现实是美苏在“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利益的分配大致分为沿长城北南两线作为苏联和美国划定的势力范围，而毛泽东“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断，使美苏两家在中国所约定的实际利益及其划分下的势力范围在事实上已经被颠覆。也就是说，在“雅尔塔协定”的条约中涉及中国主权的大部分实际内容已经被毛泽东所改变，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根据斯大林所说的“改变这个条约就会为美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来“改变”一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进程呢？所以，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让具有“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毛泽东肯定一眼即可洞悉出斯大林所谓的“法律上的借口”是多么的滑稽且站不住脚。
斯大林以英美作为幌子来给毛泽东施压，以及不顾外交礼仪且急不可耐的打断毛泽东的讲话，这种“老而却不持重”的行为在毛泽东的眼中反而看出的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色厉内荏和计穷力竭。毛泽东极有可能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信心，并在这种思想认识和信心的基础上形成了针对苏联的“主权回收方略”，进而对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斯大林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博弈拉锯。
有很多学者在阅读史料中发现斯大林在这场拉锯式的谈判中最后对毛泽东作出的让步，是因为美国的声明[7]和英国的报道[8]给毛泽东提供了“助力和帮忙”。笔者认为美国有意“拉拢”新中国的声明和英国关于“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的报道，只能在极小的程度上对斯大林产生一些心理压力，而无法对斯大林的战略决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作为一位面对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还能气定神闲的进行红场阅兵的领袖——而非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唯心主义者——斯大林又岂会因为一纸声明和一篇报道，所改变当年苏联红军经过流血从日本关东军手中所获取的事关苏联重要利益的战略决断。而能让现实主义者的斯大林改变对中国让步的战略决断，只能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破了当年因“雅尔塔协定”分裂中国的图谋。
毛泽东敢于在苏联“赖着不走”就是基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尤其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扛住了美苏两国的压力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使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进而从根本上瓦解了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针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瓜分。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前提，毛泽东在苏联的谈判是不会得到斯大林的任何让步。
经过近两个月拉锯式的博弈谈判，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正式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规定，苏联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长铁路全部权利、财产无偿移交中国；苏军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交还中国（后因朝鲜战争，应中方要求苏军推迟撤军，至1955 年全部撤离）；大连行政权归中国，苏联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移交中方。并同时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各项协定均宣告失效。
当晚，斯大林出席了中国以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夫人的名义，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和两个协定的签订，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中苏双方互致祝词，斯大林在这个时候还依然不忘借助铁托对中国进行敲打，他说南斯拉夫“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9]
仔细品读斯大林的这句话，除了对中国领导人有敲打和“忠告”的成分之外，其实多少也暗含了无奈和心有不甘的成分。但反过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策略的正确。也就在四年半之前的1945年7月4日，斯大林在会见陪同宋子文赴苏谈判的蒋经国并针对蒋经国所说的“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出卖国家利益”的时候。斯大林说出了一段非常经典且现实的话，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10]
而今天作为国祚甫定且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的苏联之行，很明显也是来请斯大林“帮忙”的。同样是帮忙，斯大林帮助国民政府打日本关东军就要狮子大开口，而在新中国将来的建设需要苏联提供帮助的前提下，反而还要求苏联把之前吃进嘴的利益再吐出来。这对于作为苏联领袖的斯大林从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但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面对新中国的统一和极具希望的潜质以及新中国领袖维护主权的坚定意志又不得不接受。
从1945年8月至1950年2月，这短短四年半的时间，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不仅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也颠覆了美国及西方百余年来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让这位社会主义“老大哥”看见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力量和潜质。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站在斯大林的立场上与其将来很不体面的离开，不如现在就送一个顺水人情给毛泽东，让中国人体面且友好的欢送苏联人离开。
俄国因漫长海岸线的高寒与冬季的冰封而远离欧亚核心贸易航线，自诺曼诺夫王朝时期就对能够伸入太平洋的暖港和出海口有着近乎于痴狂的追求，并通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最后由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在对日作战的胜利中实现了这一夙愿。而如今到手的战略红利又要悉数交出，这对于斯大林来说，不得不具有一种撕心裂肺且难以言状的痛苦。但对于中国来说，与苏联的这场拉锯式的博弈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道理，即我们永远要记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1]的谆谆教导。
但与铁托面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动辄就以“离婚”的方式来处理主权和国家利益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待斯大林的蛮横与骄纵始终是在尽量团结的基础上来展开斗争的。最后也就是在这种“婚姻存续期间”相对完美的解决了中苏双方关于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矛盾，使新中国重新拿回了被蒋介石所出卖并属于中国人民应有的主权和利益。毛泽东选择通过博弈与协商，并把与苏联存在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始终放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同盟的框架之内并以分步骤和分不同时间表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有边界感的斗争和协商的方式，既为中国获得了“里子”即主权和发展利益，也为苏联保留了“面子”即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尊严和地位，也给外界展示出了中苏两国的和平互利的睦邻友好。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亲兄弟明算账，好邻居勤打墙”在处理国家关系中的智慧体现。
三、独立自主需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实事求是的说，毛泽东的此次访问成果是丰硕的，尤其是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新中国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他不仅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更使新中国在应对西方国家全方位的封锁中获得了关键性的战略依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个条约仍然存在着某些不平等的性质。因为在这个条约没有公布的《补充协定》中规定：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直接或间接投资，在两地开办工业、金融、商业等企业。[12]这个协定对中国在本国领土上经济主权的限定，并带有排他性的势力范围的色彩，不仅伤害了视国家与民族独立为生命般重要的毛泽东的感情，也为后来的中苏分歧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13]毛泽东之所说“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主要是考虑到时下的两国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故而有些话在当时不便于公开说出来。
毛泽东的这个心境在1956年9月24日，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有过比较坦诚的表白。毛泽东说：“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14]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出于需要”和“理智”仅仅是出于对国家利益考量的“忍辱负重”，这是不全面的。毛泽东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于铁托的“理智”，是因为毛泽东需要“出于”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整体利益相联系的“需要”来进行考量。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犹如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特别是湘江战役造成红军重大损失的原因，只谈军事指挥的问题而不谈政治路线的问题，不谈政治路线的问题不是毛泽东不清楚政治路线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抓住最急迫的主要矛盾即军事指挥权的问题而大谈政治和路线问题，且不说处于危如累卵形势下的红军将会迎来灭顶之灾，同时党内也会因为思想的不统一，在接下来的争执中进一步产生政治上的分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真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了。而最终要解决事关党在历史上遗留的政治和路线上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更加合乎于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则需要根据形势斗争的发展使全党大部分同志在思想认识上接近于统一后的1941年的“延安整风”。
因此，毛泽东所说的“一万年以后发表”，是因为此时的形势还只是处于“遵义会议”的1935年，而尚未达到“延安整风”的1941年的阶段。这本质上不仅是为了解决面临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权”即中国主权和发展利益的问题，更是为了当时条件下的“全党的团结”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整体利益的考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1941年的“延安整风”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全党更加团结一样，毛泽东所说的“一万年以后发表”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对斯大林进行数落和“清算”后再与苏联决裂，而是通过对问题的“清算”进而使中苏两个大国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两国关系实现平等友好的共同认识。
毛泽东对南斯拉夫的朋友还进一步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15]很多人在阅读这段讲话时，更多的认为毛泽东是在抒发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不满。其实毛泽东确实是在抒发对苏联的看法和指出苏联的一些问题，因为在斯大林眼中只有像王明这样一心把莫斯科的利益当成核心利益的共产党人才是区别于“铁托”式的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
但同时毛泽东用“抗美援朝”与“摘下铁托这个帽子”联系起来，就有了对斯大林和铁托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尤其是在与处理兄弟党的国家关系中的方式进行着隐含式的批评。在这方面，斯大林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自不必说。而铁托面对与南斯拉夫有着关键安全意义甚至唇亡齿寒的阿尔巴尼亚，想到的是在吞并基础上建立所谓的“巴尔干联邦”，以此来扩大南斯拉夫的安全外围。而毛泽东同样面对与中国有着唇亡齿寒的重要邻邦的朝鲜，实行的是建立在友好平等且尊重对方主权前提下的积极援助。而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教训了美帝国主义的狂妄，也让苏联在事实上看清新了中国的力量并加大了对这支“潜力股”的投入，更使苏联在后来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移交中更加的爽快配合且不打折扣。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这场援助式的战争，把自隋唐以来尤其是在明清两朝影响国家安全的风暴口从鸭绿江远远的推至“三八线”。这场援助式的战争如今已过去了76年，不仅使整个东北亚在整整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大致处于稳定状态，更使昔日受援的这个“小兄弟”总体上一直愿意与我们深度的靠拢。
反观铁托的作为，就像黎笋在越南获得民族解放后醉心于建立“印支联邦”，反而迫使老挝和柬埔寨进一步的向中国靠拢一样。铁托在“吞并”阿尔巴尼亚未果之后，阿尔巴尼亚即迅速倒向苏联，就可以看出铁托所谓的“巴尔干联邦”的战略是何等的失败，同时也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铁托在处理兄弟党国家关系水平的高下立判。这个侧面也告诉了我们，南斯拉夫最后灾难性的结局，其实在铁托时期就已经深度的埋下了伏笔。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说过：“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16]列宁所说的“不能和平共处”是从社会矛盾的根源上来阐述的，并不是指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权在外交层面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开展贸易往来，而是从阶级斗争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矛盾层面作出的判断。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列宁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是由其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由建立其上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使二者在世界范围的历史竞争中存在着根本性且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能地敌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从长远来看不可能永久共存。
想当年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中进行北伐，基本上能够通力合作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倒了北洋政府的旧军阀。但是要真正践行孙中山先生所谓的反帝和反封建的纲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上层的实权派瞬间开始反水，并向昔日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反封建就不可避免的要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反对帝国主义就会触动列强的在华利益，进而也会触及到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这些国民党要人，大都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和共同的阶级立场，这是“屁股决定脑袋”且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同一民族的阶级矛盾尚且是如此激烈，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难道对不同民族基因和不同文化纽带的他国无产阶级政权会手下留情和网开一面吗？因此毛泽东曾经在同毛远新谈话时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17]所以斯大林进一步的指出：“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18]
而铁托正是没有注意到列宁和斯大林的这番“提醒”，即使注意到也未必会估量出它的严重性，进而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最后在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倒塌后，独立于这个阵营之外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同样也无法独善其身，甚至这种“挽歌”比其他东欧国家“演奏的更为悲壮”。
四、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机会主义
前文说到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后，铁托迅速得到了西方的赞许与援助。同时铁托也把与西方关系的改善作为制衡苏联的战略筹码。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当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尤其是珍宝岛冲突后，毛泽东选择与尼克松的握手言和，难道不是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牵制苏联吗？铁托利用苏联和西方的矛盾，进而用接受西方的援助来制衡苏联有什么不对吗？对于铁托来说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方式吗？
不可否认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的破冰与正常化对中国而言确实有制衡苏联的战略考虑。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苏联的战略高压就没有中美关系的迅速走近，苏联的高压对中美关系的走近至少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但是，分析国际问题不能仅仅以表面相似即“形而上”的思维看待问题，而要分清矛盾的不同性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而区分现象与本质、共性与特殊性，这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国际政治分析的核心要义。因此，对于国际问题及建立其上的矛盾分析，本质上就是哲学层面的认识问题。
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同年9月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访问，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与艾森豪威尔达成所谓的“戴维营合作”，进而实现苏美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即当年的“G2合作”。随后在9月底访问中国并出席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此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对台湾问题、释放美国间谍、中印冲突等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与批评，其目的就是要中国配合他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所达成的 “G2”共治世界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当然不会答应，由此迅速导致两党两国关系恶化。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制造摩擦。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了极大的军事压力。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增至百万，进一步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了重大压力。
自勃列日涅夫执政苏联后，美苏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苏美共治”演变为“苏美争霸”。在上世纪60 年代中期后，因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所致，美国在美苏争霸中明显力不从心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处于劣势。美国出于制衡苏联的需要而主动寻求对华缓和，中国同样出于国家安全尤其是缓解北方苏联战略高压的考量，也在逐步调整对外战略。
1969 年 3 月珍宝岛冲突爆发，中苏边境急剧紧张，联威胁要对我国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中国北方再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压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老帅，专门研究全球战略格局和研判美苏对华动向。7月11日，陈毅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呈周恩来审阅，报告根据美苏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冲突为主要矛盾，并在这个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分析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判断。并以此提出可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适度改善中美关系，缓解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的战略设想。
与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及其中国领导层完全摒弃这种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实事求是地识别不同主次矛盾的性质及其逻辑演变。在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破裂风险和国家安全面临极度高压之际，选择的不是全方位的决裂，而是以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矛盾主次关系为切入点进行冷静研判，并利用大国之间的主要矛盾进而实现战略腾挪和矛盾转换，这正是唯物辩证法在国际战略层面和国家安全战略的生动实践。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即使在中美关系破冰后，甚至在美方主动“示好”及对中国开出“红利”的条件下。也不是像铁托那样简单的利用一方来牵制另一方，或是在“脚踏两条船”之间寻找平衡，又或是在“不结盟运动”当中去体现南斯拉夫的大国地位。
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正式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后首次访华的基辛格。针对基辛格所渲染的“苏联将要摧毁中国的核能力”以及“美国绝不会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的一番“好意”的说辞，毛泽东似乎“无动于衷”并毫不领情的回应说：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19]毛泽东的这段话，看似是在评论苏联的战争能力，实际上是把基辛格心里那点“小九九”轻轻的挑破。尤其是毛泽东这轻飘飘的一句“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瞬间就具象化的点明了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性质远大于中苏矛盾的本质。
美国人的这点“小动作”不仅一次在毛泽东这里碰了壁。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次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开门见山的说：“我们对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回应说：“意义有一点，不大”。[20]在如此重要且正式的外事会谈中，毛泽东对待世界第一强国送来的橄榄枝，始终保持着一种冷峻和深邃的态度。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面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会展现出这种态度呢？是毛泽东在故作矜持吗？毛泽东接下来的话，则一语道破了“意义不大”的原因。毛泽东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21]一句“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则是隐涵的告诉基辛格：中美走近，你们美国才是最大的获益方，从“世界”这个大棋局来看，使你们更加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应对苏联带来的挑战。而台湾只是局部和地区层面的问题。其潜台词就是：既然你美国在全球战略上从对华缓和中拿到这么大的好处，就不应当继续拿台湾问题当作筹码，反复向中国要挟来打台湾牌。更加不要得了便宜还在中国人面前“卖乖”。而针对基辛格所提出的“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对手”和“苏联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危险”时。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22]。体察到了毛泽东那深邃的话语，基辛格只能讪讪地回答说：“我们不是想利用中国跑莫斯科，因为这种做法是自杀性的”。[23]通过以上的对话，让我们看到基辛格的精明对比毛泽东的深邃，其水平程度的高低让人一目了然。
而我们今天一些学者在谈论中美关系时，动不动就是“中美的合作远大于分歧”、“合作与竞争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等等，这些表面看似正确且冠冕堂皇实则似是而非的话。这些带有机械唯物论和唯心主义成分的“呓语”不要说今天的特朗普和卢比奥会“听不懂”，当年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同样也会“听不懂”。尼克松也正是因为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听懂”了毛泽东的话，才有了一种“站在他面前，我就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不敢说半句假话。因为他那双眼睛，仿佛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心底”[24]的感受。
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乔冠华等负责外交工作的同志谈话时强调：“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25]而铁托则是在这种“左”与“右”的摇摆中失去了重心，而导致了想借助西方的“肩膀”，却又被西方从“肩膀”上甩了下来的历史悲剧。
列宁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26]同样在处理国家关系的时候，不要说与帝国主义，哪怕是处理与盟友之间关系也需要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如果不如此，这种“空话和谎言”即这种机会主义带来的暂时性的红利，在将来的政治实践中则会以“连本带利”的形式将其“没收”。
而铁托的教训告诉我们，追求独立自主的目标是正确的也是合理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不能脱离现实环境。而认清现实环境则需要认识决定现实环境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不同性质。铁托这种依靠大国和阵营之间的矛盾换来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是短期的外部红利。这种短期性决定了其手段只能是战术性的运用，而不能作为战略性的方针政策。并且这套周旋于外部的红利，需要高度依赖两大国或两大阵营集团紧张对峙的格局，一旦大国之间和阵营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或者对峙的天平发生颠覆性倾斜，这种“形式上的独立”最后的结果则会是连这点“形式”都将不复存在，更遑论独立。
抓住主要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而机会主义则是主观实用主义的错误策略。它的要害是以眼前的“表面利害”代替了客观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的分析和认识，并在主观上把“当下有利”当成判断对错的唯一标准，进而模糊和动摇乃至放弃根本原则。这种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斗争策略看似灵活，实则是跟着短期局势的一种左右摇摆，进而在主观上形成了对矛盾性质的误判，为一时的利益牺牲长远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7]。但从历史经验和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看，任何事物只要发展到质变的前夕，各种新旧矛盾都会集中叠加。这种矛盾的集中叠加也会不可避免的使形势日渐趋于复杂，而形势的复杂性也会带来发展脆弱性，这是矛盾系统演化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能否坚持唯物辩证法并抓住主要矛盾，并在抓住主要矛盾和坚持原则前提下的灵活施策，进而规避“铁托式”的机会主义的主观短视，就是化解这种脆弱性的关键。
通过对照和总结苏南与中苏关系及其演变的那段历史过程以及最后的结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样面对大国博弈的复杂局面，毛泽东与铁托对矛盾性质的不同判断以及建立其上的不同的战略选择，最终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结局。这对于当前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着深刻的镜鉴意义。
感谢伟大的毛主席，在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中给予我们后人丰富的历史经验的启示和智慧的启迪。回望百年风云，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 斯大林的名字（Сталин）源自俄语单词“сталь”（意为“钢”），因此其名字的意思是“钢铁的人”。
[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4]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5]《雅尔塔密约》全称是《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1945年2月11日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秘密签署。其中涉及中国的核心条款主要有以下三项：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实际上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为后来外蒙古独立埋下伏笔。二、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恢复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三、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千岛群岛交予苏联这份密约是在中国作为同盟国一员、事先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条款还要求由美国总统出面“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直到1945年6月，美国才正式向中国通报内容；同年8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基本确认了上述安排。
[6]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7]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中国局势，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咨询。随后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又发表亚洲政策演说，划定美国太平洋防御圈（阿留申—日本—琉球—菲律宾），把台湾、朝鲜划在美国防御线之外。
[8] 英国通讯社放出谣言：斯大林将毛泽东软禁在莫斯科，逼迫中方割让东北权益，消息迅速传遍欧美各国，衍生出大量捕风捉影的报道：毛泽东被胁迫交出东北、谈判完全失败等说法。苏方非常紧张，担心舆论坐实“大国控制别国领导人”的形象。经中苏协商，1950年1月2日，发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公开说明访苏目的：谈判中苏条约、贷款、贸易等一系列关乎中国主权的问题，停留时长取决于谈判进度。
[9]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页。
[10] 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1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2] 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13]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14]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15]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16]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18]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4月13日），《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5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5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5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页。
[24] 转引自【美】理查德・尼克松著，施燕华、洪雪因、黄钟青译：《领袖们》，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2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页。
[2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文/任光禹，作者投稿，原载微信公众号“东方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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