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河南郾城县

正是收麦子的季节,田里却倒了一地的人。不是累的——是疟疾。打摆子打得浑身哆嗦,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当了六年赤脚医生的党贵方看到这阵仗,心里直发毛。但他没有退缩。县里一声令下,赤脚医生们分乡包村,手掂茶瓶,挨家挨户“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八天八次,一次不能少。
那年夏天过后,郾城县成了“基本无疟县”。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百五十万赤脚医生的集体记忆。
一、血吸虫病:与一条虫子的百年战争
江西鄱阳湖上,有一个叫南矶的孤岛

外人眼里,这里是烟波浩渺的湖景、遮天蔽日的候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岛上70%的居民感染血吸虫病。陈凡经的堂叔二十多岁就面如黄土、骨瘦如柴,肚子胀得像面大鼓,不到三十岁就走了。
“做医生,让乡亲们不再受血吸虫病折磨”——这个念头扎进了少年陈凡经的心里。
七十年代,他学成归来,当上了赤脚医生。这一干,就是三十四年。
每年春季,钉螺繁殖的季节,就是陈凡经和同事们战斗的开始。50米一线、20米一点,茫茫草洲上,他们来来回回查看钉螺密度。二十多年,走了八千多公里——换来的是草洲钉螺密度下降80%,感染性钉螺密度降到零。
但最难的还不是走路。
每年冬季血吸虫普查,他们要收集全乡所有人的粪便化验。有的村民不配合,脸色难看:“见过讨饭的,没见过讨粪的。”陈凡经厚着脸皮:“我们都来了,你就让我们进去挑一点吧!”
凭着这股子“讨粪”的劲头,南矶乡血吸虫病感染率降到了5%以下,人均寿命从不足50岁提升到了70岁以上。
而在湖南湘阴县洞庭大队,赤脚医生胡栋良走了另一条路。他带着22个卫生员,走访了三百多户人家,向十多个有经验的老农请教,搜集了三十多个单方、三十多种草药。八十多岁的汪满爹一次就献出了六个秘方。
他们从老农身上总结出“三道防线”:看水识险、下水防护、事后解毒。三年下来,全大队没有一个劳力得急性血吸虫病。
土办法,照样能救命。
二、天花:刀尖上的“十字”与“井”字
如果说血吸虫病是水里的瘟神,那天花就是空气里的幽灵

在湖北阳新县沙港村,赤脚医生严荣刚至今记得种牛痘的每一个细节。
那叫“挑苗”——在手臂三角肌处用刀划破皮肤,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深了溃烂太久,浅了疫苗无效。最早划“十”字,后来改“井”字。划好后滴上疫苗,等它溃烂——溃烂了,才算接种成功。
严荣刚学了三五个月就上手了。后来村里孩子挑苗,家长点名非要他不可。
别看这小小一个“井”字,背后是一场覆盖几亿人的免疫战役。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背着冷藏箱走村串户。到1978年,农村疫苗接种率从不足10%提升到60%以上。中国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早了将近十年。
而在更早的1947年,东莞天花流行。村民害怕种“洋痘”,死活不肯接种。女医生邓衬婵一把抓住自己的儿子,当着所有人的面第一个给他种上了牛痘。大家一看没事,这才纷纷伸出胳膊。
那个第一个接种的孩子,后来也成了一名医生。
一代人扎下去,一个千年瘟神就此消失。
三、霍乱:管好一桶水、一担粪
霍乱比天花更“接地气”——它走的是粪口传播的路子。
1820年传入中国后,几乎年年爆发,有时一年死几万到十几万人。但新中国成立后,霍乱一度绝迹。
怎么做到的?
赤脚医生们接下了“两管五改”的硬任务——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环境。挨家挨户检查有没有灭虫消毒。只要有疫情苗头,就得“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
有村医回忆:“霍乱打预防针,要做到一针不漏人人打。有的病人白天插秧不肯打,我们就赤着脚到田头帮他们打。”
六十年代,全球霍乱第七次大流行。中国农村靠着这张由赤脚医生织成的防疫网,硬是挡住了瘟神的脚步。
2017年,世卫组织专门表彰了中国爱国卫生运动65年的成就。表彰的背后,是无数双踩在田埂上的赤脚。
四、疟疾:八天八次,一次不能少
疟疾是最考验耐心的。
1974年郾城县那场大会战,赤脚医生们手掂茶瓶守在路口。药丸子发到手里不行,必须亲眼看着吞下去。八天八次,一次不能少。
为什么这么较真?因为村民嫌药苦、嫌药多——一次四十多颗,谁咽得下去?有人闹脾气说脏话,有人假装吞了转身就吐。
赤脚医生没办法,只能跟记工员打招呼:没吞药的,扣工分。
在湖北阳新,严荣刚一手提着开水瓶、一手端着搪瓷缸站在路口——那开水瓶和搪瓷缸还是借姐姐的嫁妆。师傅发药,他倒水,看着村民吞下去才放行。
在贵州水族山乡,疟疾最凶的时候,一个村四分之三的村民病倒,庄稼没人收,牲畜没人管。赤脚医生们凌晨一两点还在路上,马灯摔碎了一盏又一盏。
就这么硬扛了两年,疟疾在农村基本销声匿迹。
尾声
从1965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第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算起,到八十年代末,一百五十万赤脚医生撑起了中国农村的防疫网。
他们用的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装备——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外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他们对付的却是血吸虫、天花、霍乱、疟疾这些千年瘟神。
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回归热、黑热病。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5年的69岁。
这34岁的跨越里,有无数双赤脚走过的田埂、无数个深夜守候的煤油灯、无数次“送药到手、看服到口”的执着。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瘟神走了,赤脚医生的脚印还在那片土地上。
天花灭了,血吸虫控了,疟疾退了。但在那个年代,还有一种比疟疾更“缠人”的皮肤病——疥疮。它不致命,却痒得人彻夜难眠,一个村传染半个村。赤脚医生们对付它,只用了一味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野草。那是什么草?为什么涂上就好?下期《民间道医堂》,我们揭开这根“止痒仙草”的身世之谜。点击右上角“关注”,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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