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其重要原则之一是牵着敌人鼻子走，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也就是《孙子兵法》所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1935年5月下旬的大渡河之役中，国民党军布防存在诸多失误，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红军隐真示假、声东击西、行动神速所致，体现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指挥员卓越的指挥艺术。此役是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围绕强渡与阻击在大渡河两岸发生的一系列攻防战斗，其中尤以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两次战斗最为著名，在长征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长期以来，对这段战史的研究多从正面着手，笔者试图转换视角，从国民党军失误的角度看红军部署对敌人的调动。
一、误判红军主攻方向，致大渡河沿岸整体布防东重西轻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凭借天险南攻北堵，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区域。国民党军部署重兵于富林（属汉源县）至雅安一线及以东地区，但对后来战斗最激烈的安顺场至泸定一线布防相对薄弱。
“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队旗。
东重西轻的防御态势体现出对主攻方向的误判，其中主要因素可归结为三点。一是不确信红军能承受历史阴影带来的心理压力。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及所部在大渡河边的安顺场遭清军围剿，最终全军覆没。蒋介石知晓毛泽东的历史功力，认为毛没必要非走石达开的老路。当时《四川日报》的一则新闻，题为《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文曰：“……十五日蒋委员长自昆明来电，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二十一军、川康军一部约四旅，归其指挥调遣，借以巩固雷[雷波]、马[马边]、峨[峨边]、屏[屏山]防务，保障川南。……”此处的雷波、马边、峨边、屏山4县，均位于通往大渡河的大路以东区域，蒋介石并未把防御重点放在冕宁正北的安顺场，说明他不相信熟读史书的毛泽东会选择石达开当年的进军路线，而事实是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远超预期。二是低估了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的感召力。中央红军先遣队于5月20日抵达西昌以北的泸沽，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其中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河畔的大树堡镇，渡河即达富林镇，然后可通成都；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过彝区抵达安顺场，渡河后可进抵雅安。小路必经彝区，而彝区不准汉人通行，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结果。国民党军上层普遍认为红军会在过彝区要面临的困难前止步，但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富林，那么红军从大树堡渡口渡河将极为困难，因此拟建议中革军委走小路从安顺场渡河。刘伯承和聂荣臻统一意见后给军委发报，建议从泸沽分兵，其中红军主力秘密走小路，另一支执行佯攻任务的部队沿大路前进。中革军委于21日收到电报的当天，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过彝区前，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在给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送行时，毛泽东特别嘱咐，先遣队的任务与其说是打仗开路，不如说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在刚进入彝区时，确实受到了阻挠和刁难，但以刘伯承为代表的红军指挥员模范并创造性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最终赢得包括沽基家族头目小叶丹在内广大彝族同胞的信任和尊重，那面授予小叶丹的“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队旗成为永远代表民族团结和平等的光辉旗帜。红军通过彝区对国民党军而言可谓出乎意料，但也正因如此得以奇兵突进，为后来迅速拿下安顺场右岸阵地创造了条件。三是受到红军在富林方向佯攻的干扰。那支走大路执行佯攻任务的队伍由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和第2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于23日抵达富林对岸的大树堡附近，恐慌的川军从左岸渡过来1个连欲行烧街，但未等放火即被红军击溃，川军连长被俘，其余争相上船逃回对岸。红军在大树堡渡口附近大造渡河声势，迫使川军在对岸的富林紧急布防，除当地地主武装外又调来5个团。红军的佯攻行动有力牵制了杨森麾下大批川军，亦使蒋介石至少在25日以前尚不能确定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确切位置。
彝海结盟。
当年泸定桥。
国民党军的误判造成东重西轻的布防态势。大渡河之役主战场安顺场至泸定一线防务主要由刘文辉任军长的第24军负责，自26日开始又根据新截获情报向左岸紧急调派兵力，但即便如此实力仍不如东集团。综合各类战史资料，梳理与红军接战的川军番号及地点如下：大渡河左岸，安顺场渡口，第24军第5旅第7团的1个营；挖角坝（有的资料称瓦坝），第24军第5旅第21团；海子山，第24军第4旅第11团；化林坪至龙巴铺（有的资料称龙八布）一带，第24军第4旅第10团；泸定城，第24军第4旅第38团的2个营。大渡河右岸，安顺场渡口，“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属下的2个连；猛虎岗、菩萨岗至磨西面一带，第24军第2旅第3营及特务连。富林至雅安一线及以东地区主要部署杨森任军长的第20军主力及划归杨森指挥的川军第21军第6旅，总兵力约7个旅。综上，川军第24军的设防部队仅第4旅建制相对完整，安顺场至泸定一线总兵力不足2个旅，跟东部防区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川军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质量本来就差，加之人数少，火力密集度自然有限，为难抵红军凌厉攻势埋下伏笔。
二、安顺场守军被走大路的红军迷惑，在本就兵力薄弱的基础上未严格执行扫清射界任务
安顺场左岸守军是1个营，右岸守军是2个连，合计不足2个营，这个兵力规模应对中央红军的火力覆盖和顽强战斗精神自然力不从心。其中，右岸2个连是从西昌溃逃至此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属下，由营长赖执中率领。赖执中在安顺场一带有不少私产，因此极力阻止渡河而来一位连长的烧街行为，并且扭打到左岸第5旅第7团团长余味儒那里。赖执中向余团长保证红军主力已沿大路赶往大树堡、富林方向，安顺场是安稳之地，如果红军杀到他立刻带头烧街。半信半疑的余团长默许了赖执中的行为。回到右岸的赖执中还违反军令私藏一只渡船，以供自己逃命之用。这样赖执中就犯了至少两个致命错误：一是以他的军事嗅觉和战术素养，其反应快不过擅长兵行险着的红军；二是渡船能供他逃命，也能助红军渡河。5月24日夜，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第1营在团长杨得志率领下，冒着大雨分3路向安顺场猛扑过去，正在工事里唱川剧的川军在骤然响起的枪声中乱作一团，仓皇逃命的赖执中哪里还顾得上烧街。20多分钟后战斗结束，安顺场右岸阵地及赖私藏的那只渡船均落入红军之手。其后的25日晨，红1团第1营第2连的18勇士登上渡船，在当地船工协助及后方强大火力支援下向对岸渡口奋勇突击，直至登岸、占领并巩固阵地。随着第二船、第三船……往返摆渡，突击队员陆续登上对岸，1个营的守军被彻底击溃。如果说在红军占据安顺场右岸之前，川军布防确实存在失误的话，那么从夺得渡船到强渡成功，守军在战斗意志、重机枪火力、迫击炮射击精准度等方面均无法与红军相提并论，这一阶段可以说素质决定成败，已经很难拿“失误”说事了。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们合影。
三、红军超乎寻常的神速迫使川军向泸定仓促增兵，计划、决心、布防等各环节均存漏洞
飞夺泸定桥战斗并非红军既定部署，而是在安顺场渡船运力有限情况下逼出来的行动。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后，掌握的渡船由1只增至4只，但即便如此，经刘伯承计算，大军全部渡河需要1个月时间，这显然不现实。危急情况下，分2路夹江而上的方案产生：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继续由安顺场渡河，然后沿大渡河左岸向北突击至泸定城，接应夺控泸定桥的部队；其他包括中央纵队在内的主力队伍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其中前锋红1军团第2师第4团负责扫清前进障碍并夺取泸定桥。解放后，聂荣臻元帅诗云“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形象地指出2路纵队隔河相望、平行机动的态势。5月26日，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各军团发布命令，亦可视为破釜沉舟的决定。命令较长，拣要紧的摘录几句：“……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
图为朱德关于强渡大渡河给各军团下达的行动命令（左）和红军某部侦察员于1935年5月28日在抢占泸定桥前的侦察报告（右）。
26日当天，红军分兵奔袭泸定的命令即被国民党军情报部门截获，蒋介石紧急调整“围剿”计划，川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立刻调派增援力量。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可谓给力，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红军从泸定桥通过，这其中自然存在失误。一是可派往泸定城的兵力过少。虽然刘文辉向安顺场至泸定一线增派兵力，但无法扭转东重西轻的基本态势，后来的一系列失误几乎都与这个根源性失误有关，简单说就是兵力仍然捉襟见肘。而且，大渡河左岸川军要抗击向北进攻的红军右纵队，不可能都派往泸定城。最终被派往泸定城的仅有川军第4旅第38团的2个营。其他在左岸的川军与红军右纵队交战的基本情况为：第5旅第21团在挖角坝被击溃，第4旅第11团在铁丝沟、海子山一带被击溃，第4旅第10团在化林坪、龙巴铺一带被击溃，第4旅旅部在龙巴铺、冷碛一带被击溃。当29日第38团团长李全山从泸定给第4旅旅长袁国瑞打来求援电话时，袁旅长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二是奔向泸定的川军因未能识破对岸红军而大幅削弱了时间优势。担负夺桥任务的红4团沿右岸昼夜兼程向泸定桥杀去，途中在猛虎岗、菩萨岗至磨西面一带击溃川军第24军第2旅一部。军团长林彪给红4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发来了限期夺桥的命令，该团官兵进入超越生理极限全速奔跑的状态。同样向泸定机动的川军部队番号是第38团第2营和第3营，其中第3营在营长周桂三率领下走在前面。28日夜间，举着火把行军的红4团被对岸周桂三营发现，川军发出询问信号，红军在俘虏指点下用号音答复，使对岸川军误以为是“自己人”。双方并行奔跑几十里后，周桂三营熄灭火把宿营，但红4团以更快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奔跑。由于川军未能识破对岸红军，导致时间优势大打折扣，周桂三营的先头连仅比红4团早2个小时抵达泸定桥。当第38团团长李全山率领第2营赶到时，对岸红军的子弹已射了过来。在川军第38团赶到泸定之前，泸定城并无国民党军的野战部队，所以第38团的2个营是仓促投入防御，并非像某些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那般周密布防。还有一个令后世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刘文辉为何不提前下令炸桥？其实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周桂三营的先头连仅比红军早到2个小时，其官兵因劳累和犯烟瘾以致拆桥板都不彻底，在短时间内选好炸点并埋设大量炸药又谈何容易；而且，泸定桥作为川康地区咽喉要道，对四川军阀的经济价值不言而喻，在当时地方军阀的意识中，银元没得赚、中央军赖着不走比红军过境更可怕，因此纠结炸桥亦在情理之中。三是守桥川军在左右夹击下并无坚守决心。红4团占据阵地高于左岸川军阵地，拥有地利之便，而且据杨成武上将回忆集中“全团百余挺轻、重机枪”实施火力压制。红军夺桥确实面临千难万险，但川军2个营的压力也小不到哪儿去。当左岸的红军右纵队先后击溃川军第11、10团逼近泸定城的时候，川军第38团就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29日下午，红4团22勇士夺桥成功，后续梯队陆续过桥与敌展开巷战，此时川军第38团团长李全山得知沿左岸北上的红军即将杀到，坚守决心顿时全无。李团长令周桂三营长率部掩护团主力撤退，周营长又将掩护任务交给先头连连长，而先头连连长也没傻到原地死战，自行逃命去了。傍晚时分，夹江而上的红军左、右纵队在桥头会师。
四、因旧军队顽疾及红军战术得当导致川军内部协同不力，第24军未得到有效支援
纵览安顺场至泸定一线战斗，川军军一级番号仅出现刘文辉的第24军，杨森任军长的第20军及划归其指挥的第21军一部并未出现。富林至雅安一线及以东地区川军虽兵力雄厚，但未能对第24军实施有效支援。旧中国军阀相互掣肘是常见现象，因争抢地盘、自保实力而矛盾重重是当时军界的基本格局，即便川军内部也无法逃脱这个铁律。杨森、刘文辉早年间就因为争夺四川霸权多次交战，那时杨森落于下风；而刘文辉长期对蒋介石的指示阳奉阴违，蒋对其“地头蛇”的印象颇深。大渡河之役前，蒋任命曾落于下风的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在川军将领之间实施制衡的意图明显；而杨森为保实力，盘算只要红军渡河北上离川即可，对派兵支援刘文辉的第24军不那么积极自然在情理之中。除了上述的旧军队顽疾，与红军的谋略及神速亦不无关系。一是受制于红军佯攻。以朱德名义于5月26日下达的命令中有这样一句：“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这里的“第五团”是指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按照命令，他们执行佯攻任务要到28日，其后才能去追赶主力。在大造渡河声势的红5团未撤之前，富林方向川军自然不敢分散过多兵力。二是红军进展神速制约了川军增援的意义。红军夹江而上的命令于26日下达，此时安顺场的红军距泸定尚有约160公里路途，而且大部分是山路，这对基本靠徒步奔袭的红军而言确实充满艰险。但仅两天半之后的29日下午，红军2支纵队在泸定桥头会师，这不得不说创造了陆军作战史上的奇迹。右岸作为先锋的红4团一路斩关夺隘，“飞”奔至泸定桥；左岸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同样进展神速，从安顺场向北攻击，至抵达泸定之前先后击溃川军3个团和1个旅部，直接动摇了川军第38团坚守泸定的决心。以红军的攻击速度，即便杨森从第20、21军抽调兵力支援安顺场至泸定一线，恐也只能落得望背兴叹、鸣枪送行的结局。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纵览大渡河之役，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顽强的战斗意志、出奇制胜的战术运用及强悍的火力优势，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实现了最大限度牵制、调动敌人，并最终赢得战役胜利。国民党军的失误大部分与红军部署有联动关系，亦从侧面反映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安顺村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90余年岁月飘逝，大渡河两岸早已地覆天翻、换了人间，唯有阅尽沧桑的泸定桥和奔腾向东的河水在默默昭示共产党人的战争智慧和信仰伟力，以及永远不可遏阻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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