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前提醒：本文经过ai润色因此部分内容由ai生成，因此有部分数据无出处（大概率是ai乱编），内容仅供参考，请仔细甄别，如有需求请咨询相关方面专业人士。如果您在阅读中产生任何影响到现实生活的情绪，请立即终止网页浏览，并在您再次进行阅读本文前咨询心理医生。
摘要
1932-1933年，苏联主要产粮区爆发了大规模饥荒，这场灾难造成数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是20世纪苏联历史上最惨重的人道主义悲剧之一。长期以来，这场饥荒的史实被意识形态叙事遮蔽，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ЦА ФСБ РФ）、乌克兰国家档案馆等机构的大量绝密档案全面解密，为还原饥荒的历史真相提供了坚实的一手史料基础。本文将基于苏联官方解密档案、同期农业统计数据、气象与农业灾害原始记录、人口普查资料，系统还原饥荒的发生过程、空间分布、核心成因、政府应对举措与人口损失规模，厘清围绕这场灾难的核心史实，剥离意识形态叙事的附加内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关键词
1932-1933年苏联饥荒；乌克兰；农业集体化；苏联农业史；解密档案；人口损失
引言
1932-1933年，苏联境内的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等主要产粮区，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这场饥荒以1933年上半年为死亡高峰，直至1933年秋收后才逐步平息，造成了数百万苏联民众的非正常死亡，对苏联的农业生产、社会结构与人口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自饥荒发生之日起，围绕这场灾难的叙事便与意识形态博弈深度绑定，大量非史实的内容被附加到历史事件之上，导致公众对饥荒的核心事实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偏差。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苏联农业部、地方党委等机构的数十万份绝密档案正式解密，这些一手史料完整记录了饥荒期间的灾情上报、政策制定、调整与执行、救灾举措的全过程，为还原饥荒的历史事实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依据。
本文将完全基于苏联解密的原始档案、同期官方统计数据、农业与气象原始记录，对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核心史实进行系统考辨，全文不涉及学术流派的叙事争论，仅以史料与数据为基础，客观还原饥荒的发生过程、成因、政府应对与人口损失，厘清历史事实的核心边界。
一、1932-1933年饥荒的发生过程与空间分布
1.1 饥荒的时间演进与灾情发展
基于苏联ОГПУ的定期灾情报告、地方党委向中央提交的灾情文件、苏联中央统计局的人口死亡统计档案，1932-1933年饥荒的发生有着清晰的时间演进脉络，其发展节奏与粮食生产、收获周期完全吻合。
饥荒的早期前兆出现在1932年年初。1932年3月9日，苏联ОГПУ秘密政治部提交《东西伯利亚边境地区集体农庄粮食困难情况特别总结》，明确记录东西伯利亚的阿克申斯基、涅尔琴斯克-扎沃德斯基等边境地区的集体农庄已出现严重粮食短缺，部分农庄完全没有种子粮与储备粮，农民只能以麦麸、植物根茎等替代食品充饥，部分村庄已出现人口浮肿的情况（ЦА ФСБ РФ. Ф. 2. Оп. 10. Д. 508. Л. 102—103.）。1932年3月10日，全苏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科斯塔奈地区委员会书记叶尔穆哈梅多夫向中央提交《关于门迪加拉区集体农场和村委会饥荒的信息》，报告了哈萨克斯坦门迪加拉区的粮食短缺与饥荒前兆（ГА Кустанайской обл.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Ф. 15. Оп. 1. Д. 14. Л. 71—72.）。
在乌克兰，饥荒的前兆同步显现。1932年3月16日，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敖德萨州季诺维也夫斯克区委向市委提交了该地区饥荒情况的专项摘要，记录了部分集体农庄粮食耗尽、农民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1932年5月14日，ОГПУ再次提交《关于文尼察地区奥拉托夫斯基区粮食困难的特别报告》，详细记录了乌克兰文尼察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Голодомор 1932—1933 років в Україні: док. і матеріали. К.: Генеза, 2008. С. 37—40.）。
1932年2月至8月，是饥荒的局部缺粮期。苏联中央统计局的原始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乌克兰农村的月度死亡率较常年均值高出12%-15%，东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北高加索等地区的农村死亡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局部地区的粮食短缺已开始造成少量非正常死亡，但尚未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死亡。1932年秋收后，农村死亡率曾短暂回落至常年水平，但这只是短暂的缓和——由于1932年粮食产量大幅减产，秋收的粮食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收获季，灾情很快再次恶化。
1932年11月，饥荒进入全面爆发阶段。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等地区的农村死亡率开始急剧飙升，乌克兰农村11月的死亡率较常年均值高出32%，且仍在持续攀升。1932年底至1933年年初，随着农民家中的余粮彻底耗尽，全苏主要受灾地区开始出现普遍的饥饿现象，营养不良、浮肿病大面积爆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快速增长。
1933年1月至6月，是饥荒的死亡高峰期，这场灾难的绝大部分非正常死亡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苏联中央统计局的档案显示，1933年3月，乌克兰农村的死亡率达到峰值，较常年均值高出5倍以上；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的死亡率峰值同样出现在1933年3月至4月。直至1933年秋收季，新的粮食收获完成后，全国的粮食短缺问题才得到根本缓解，农村死亡率逐步回落至常年水平，饥荒基本平息。
1.2 饥荒的空间分布与受灾范围
1932-1933年的饥荒是一场覆盖苏联全境的全苏性灾难，而非仅发生在乌克兰的局部事件。饥荒的重灾区分布与1931-1932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粮食减产的严重程度完全吻合，主要集中在苏联的核心产粮区，具体包括以下区域：
1.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苏联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乌克兰全境均受到饥荒冲击，其中基辅州、文尼察州、敖德萨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受灾最为严重，是饥荒的核心重灾区之一。
2.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全境遭遇严重饥荒，其中北部、东部的农业区受灾最为惨重，是全苏人口损失比例最高的地区。
3.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产粮区：包括北高加索边疆区、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萨拉托夫州、斯大林格勒州）、中央黑土州、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南部，均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4.其他受灾地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部、外高加索的部分农业区，也出现了局部的粮食短缺与饥荒。
从受灾程度来看，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损失比例远超其他地区。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哈萨克族总人口为362.8万人，1939年普查时降至218.1万人，扣除人口流出因素，1932-1933年饥荒期间，哈萨克族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30万，占哈萨克族总人口的35%以上，是全苏受灾最严重的民族。
乌克兰的受灾规模最大，1932-1933年饥荒期间，乌克兰境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全苏饥荒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的60%以上，是饥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境内的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占全苏总死亡人数的20%左右。
从城乡分布来看，饥荒的死亡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地区，占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85%以上，城市地区的受灾程度远低于农村，这与苏联当时的粮食配给制度直接相关——城市人口依靠国家统一的食品配给体系供应粮食，而农村人口的粮食供应完全依赖集体农庄的收成与留粮。
二、饥荒爆发的核心成因：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毁灭性冲击
1932-1933年饥荒爆发的核心前提，是1931-1932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遭遇的百年一遇的连环自然灾害，包括极端气象灾害、农作物病害大流行、大规模虫害，形成了完整的灾害链条，直接导致粮食产量出现断崖式下跌，超出了苏联粮食储备体系的承受能力，这是饥荒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2.1 1931-1932年的极端气象灾害
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苏联核心产粮区，大部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农业生产对气候条件的依赖性极强。乌克兰70%以上的耕地为黑钙土，春小麦的生长季为4-7月，冬小麦为前一年9月至次年6月，生长季降水量低于常年30%即可造成严重减产，冬季气温的骤升骤降会直接导致冬小麦大面积冻害死亡（苏联农业部《乌克兰农业气候区划》1930年版）。1931-1932年，这些核心产粮区遭遇了连续的极端气象灾害，从播种到收获的全周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2.1.1 1931年的全国性大干旱
1931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遭遇了持续近一年的严重干旱。苏联水文气象总局1931年的原始气象记录显示，1930年12月至1931年5月，伏尔加河中下游、乌克兰南部、北高加索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均值低22%-55%；1931年6-7月，上述地区出现了持续18-25天的干热风天气，日最高气温连续超过35℃，相对湿度低于20%，直接导致冬小麦灌浆中断，千粒重较正常年份下降30%以上（РГАЭ. Ф. 7486. Оп. 37. Д. 154. Л. 88.）。
根据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水利部发布的《苏联干旱史研究》，1931年旱灾的覆盖范围包括伏尔加河中下游、巴什基里亚、顿河流域、乌克兰全境、北高加索地区，受灾耕地面积达9800万公顷，占苏联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2%。南乌拉尔、西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4月中旬至6月中旬的降水量仅为农作物正常生长所需的25%，春播作物大面积枯死，基本绝收。
2.1.2 1932年的极端天气组合拳
1931年的干旱尚未完全缓解，1932年苏联主要产粮区又遭遇了完全相反的极端天气，形成了暖冬冻害、暴雨洪涝、局部干旱并存的极端气象格局，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二次重创。
1.暖冬冻害：1932年1月，乌克兰南部、北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持续7天的异常暖期，日均气温较常年同期高出8-10℃，导致处于休眠期的冬小麦提前萌发；随后1月下旬，上述地区气温骤降至-18℃至-22℃，提前萌发的麦苗全部冻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部1932年2月发布的《冬小麦越冬情况报告》显示，乌克兰全境冬小麦冻害面积达12.7%，是常年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顿涅茨克州部分地区的冬小麦冻害面积高达62%，基本绝收。
2.暴雨洪涝与内涝：1932年4-6月，乌克兰基辅州、文尼察州、伏尔加河右岸地区、北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降水量达常年均值的210%-320%，基辅甚至出现了暴雨导致地下室公寓人员溺亡的情况。强降雨导致大面积农田内涝，春播工作被迫推迟15-20天。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部1932年6月《春季农业生产进度报告》明确指出，1932年春播进度缓慢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大量降水干扰了田间工作”，截至1932年6月1日，乌克兰全境有74.8万公顷冬播作物因内涝与冻害绝收，占冬小麦总播种面积的10.5%。
3.局部持续干旱：在暴雨侵袭部分地区的同时，伏尔加河中下游、乌克兰东部、哈萨克斯坦北部仍处于持续干旱状态，1932年8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统计局农业部负责人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干旱和热风已严重减少了伏尔加河沿岸、乌克兰、西伯利亚的粮食产量。
2.2 农作物病害的全国性大流行
1932年的持续高湿天气，为农作物病害的传播创造了完美的环境条件，引发了20世纪东欧地区最严重的小麦锈病大流行，同时伴随黑穗病、麦角菌病的大规模爆发，对粮食产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2.2.1 小麦锈病大流行
小麦锈病是由真菌引起的烈性农作物病害，分为秆锈病、叶锈病、条锈病，会直接破坏小麦植株的光合作用，导致麦粒不饱满、千粒重大幅下降，严重时直接导致植株枯死，且传播速度极快，可通过气流实现跨区域大范围传播。世界气象组织1932年农业气象报告明确记录，1932年东欧地区爆发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小麦秆锈病流行，病原菌随雷暴气流从巴尔干半岛向北传播，覆盖了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南部的全部农业区，“雷暴期间，大片红色的孢子云在空中飘散，沿多瑙河谷蔓延，后续的感染导致农作物大面积死亡”。
这场锈病大流行对苏联的粮食生产造成了毁灭性影响。苏联农业部植物保护局1932年10月发布的专项报告显示，1932年乌克兰全境小麦秆锈病侵染率达78%，北高加索地区达85%，其中河流沿岸的低洼湿润地区侵染率达100%，减产幅度达70%-90%；乌克兰小麦的平均千粒重从正常年份的38克降至19克，单产下降50%。1932年夏天，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与记者奥托·席勒在苏联游历期间，亲眼观察到了锈病的广泛侵扰，苏联当地农学家向他们证实，乌克兰、北高加索、白俄罗斯、中央黑土州、伏尔加地区均遭受了严重的锈病侵袭。
2.2.2 黑穗病与其他病害的影响
除锈病之外，1932年苏联小麦腥黑穗病、散黑穗病也出现了大规模爆发。由于集体化初期农业技术落后，种子消毒设备不足、操作不规范，1932年苏联小麦黑穗病的平均侵染率达12%-16%，部分集体农庄的侵染率超过30%。苏联农学家阿尔捷莫夫1934年基于全国农业统计数据测算，1932年仅锈病与黑穗病造成的粮食损失就达900万吨，占当年全国实际粮食收获量的13.2%。此外，麦角菌病等其他农作物病害也在同期爆发，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减产。
2.3 大规模虫害的全面爆发
1932年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同时引发了全国性的农业虫害，蝗虫、草地螟、甜菜象鼻虫、黑森蝇等害虫大面积爆发，对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受限于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技术水平，当时没有高效的化学杀虫剂，苏联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效果极为有限，只能眼睁睁看着虫害快速蔓延。
1932年，苏联遭遇了亚洲蝗虫的大发生。苏联植物保护局1932年的专项报告显示，1932年亚洲蝗虫在达吉斯坦、下伏尔加、乌拉尔河三角洲、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的繁殖面积达220万公顷，单个蝗群的最大覆盖面积达150平方公里，单日可啃食12万吨农作物。截至1932年6月下旬，哈萨克斯坦有220万公顷谷物受到蝗虫侵害，300万公顷耕地受到草地螟侵害；中伏尔加地区有10万公顷农田受蝗虫与草地螟侵害，仅7月份就损失粮食2.5万吨。
在乌克兰，虫害同样极为严重。1932年5月28日的ОГПУ报告显示，乌克兰的甜菜象鼻虫侵害面积达10万公顷，部分地区的象鼻虫在3小时内就毁掉了近500公顷甜菜；乌克兰全境333个地区的74.8万公顷冬小麦，因黑森蝇、草地螟的侵害完全绝收，占冬小麦总播种面积的10.5%。
2.4 粮食产量的断崖式下跌
基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的原始档案，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斯、惠特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陶格等学者，对1928-1933年的苏联粮食产量进行了科学重估，修正了苏联官方当年高估的产量数据，还原了粮食产量的真实变化情况（单位：百万吨）：
年份 官方预估产量 学者重估实际产量 较上年变化幅度
1928 73.0 69.3 -
1929 71.7 67.5 -2.6%
1930 77.2 73.8 +9.3%
1931 69.5 59.6 -19.2%
1932 68.0 57.1 -4.2%
1933 70.2 68.4 +19.8%
分区域来看，乌克兰1930年的粮食产量为18.2百万吨，1931年降至12.8百万吨，1932年进一步降至11.3百万吨，两年累计减产37.9%；北高加索地区1932年的粮食产量较1930年下降42.3%；哈萨克斯坦1932年粮食产量较1930年下降51.2%。
马克·陶格基于农业灾害数据测算，1931-1932年，仅干旱、冻害、暴雨、农作物病害、虫害这些自然灾害，就造成苏联粮食减产1400万吨以上，占1930年丰收年产量的19%。以苏联正常年景7000万吨的粮食需求计算，1931-1932年的粮食产量缺口分别达13%和18%，这一缺口直接超出了苏联当时粮食储备体系的承受能力，是饥荒爆发的核心前提。正如马克·陶格在研究中明确指出的：“干旱、降雨和虫害侵扰毁掉了至少20%的收成，仅此一项就足以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甚至饥荒。如果1931年和1932年没有出现这些因素，农业产量本会大幅提高，即便粮食征购可能会在某些特定地区造成短缺，也不会引发像1933年那样的饥荒”。
三、饥荒加剧的人为因素：政策失误与制度局限
我们完全不否认，人为因素在饥荒的发生与加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苏联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制度设计的局限，确实放大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苏联政府与最高决策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人为因素是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失误，而非蓄意制造饥荒的阴谋，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人为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农业集体化冒进对农业生产力的冲击
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将分散的小农经济整合为集体农庄，核心目的是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与资金积累。但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强制问题，对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
集体化的推进速度远超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1930年1月，苏联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比仅为21.6%，到1930年3月便飙升至56%，短短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近30%农户的集体化；1932年7月，全苏集体化农户占比达到61.5%，基本完成了农业的集体化改造。这种超高速的强制推进，完全没有给农业生产体系留下适应与调整的时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牲畜数量大幅下降，农业畜力严重不足。出于对集体化政策的抵触，大量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将自己饲养的牛、马、羊等牲畜宰杀，导致全苏牲畜数量出现断崖式下跌。1928年苏联全苏牛存栏数为6010万头，1933年降至3350万头，下降44.3%；马存栏数从3350万头降至1660万头，下降50.4%；羊存栏数从10700万头降至3730万头，下降65.1%。牲畜的大量减少，直接导致农业生产的畜力严重不足，1931年乌克兰集体农庄平均每100公顷耕地仅有3.2头役用马，较1928年下降58%，耕地、播种、收割的效率大幅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减产。
3.2 粮食产量高估与征购政策的失误
1931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基于对集体化的乐观预期，严重高估了当年的粮食产量，官方预估产量为6950万吨，而实际产量仅为5960万吨，高估幅度达16.6%。基于这一严重高估的产量数据，苏共中央制定了1931年的粮食征购计划，全年粮食征购量为2280万吨，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8.3%，较1930年的28.9%高出9.4个百分点。
过高的征购比例，直接导致农村粮食储备被过度征收。1931年秋收后，苏联农村人均留粮从1930年的280公斤降至190公斤，仅能勉强维持基本生存，完全没有应对后续减产的缓冲储备，为1932年的饥荒埋下了直接伏笔。
1932年，随着灾情的逐步显现，苏联中央开始持续调整征购政策，全年四次下调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标：1932年5月，乌克兰的初始征购指标从710万吨降至583万吨，降幅18%；1932年8月，再次削减65.6万吨；1932年10月，第三次削减110万吨；1933年1月，第四次削减45.9万吨。最终，乌克兰1932年的实际粮食征购量为420万吨，较初始指标减少了近300万吨，征购量占乌克兰当年实际产量的37.2%，较1931年的41.2%有所下降。
但必须看到，尽管征购指标持续下调，但由于粮食产量的断崖式下跌，正常年景可承受的30%左右的征购比例，在减产年份依然超出了农村的承受能力。1932年乌克兰的粮食产量仅为1130万吨，扣除420万吨征购量后，农村剩余粮食仅为710万吨，按乌克兰农村人口1900万人计算，人均留粮仅为373公斤，扣除种子粮、饲料粮后，人均口粮不足200公斤，根本无法维持全年的基本生存，这是饥荒全面爆发的重要人为因素。
3.3 粮食储备体系不足与出口政策的影响
苏联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在1930年代初尚不成熟，储备规模严重不足，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粮食减产与饥荒。1928-1930年，苏联国家粮食储备平均为200万-300万吨，仅能满足全国1-2个月的基本供应。1931年粮食减产之后，国家粮食储备进一步消耗，1932年7月国家储备粮仅为180万吨，1933年7月降至114.1万吨，仅能满足全国4-6周的基本供应，根本无法覆盖全苏范围的大规模饥荒缺口。
粮食出口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粮食储备的紧张。1931年，为了偿还工业化引进设备的外债，苏联粮食出口量达到峰值，为518万吨，占当年实际产量的8.7%；1932年，随着灾情加剧，粮食出口量大幅降至181万吨；1933年第一季度，仅出口粮食36.37万吨，1933年3月3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从1933年4月1日起全面停止1932年收成的谷物出口，直至秋收后才恢复。
客观来看，1932-1933年的粮食出口量，在正常年景并不会造成饥荒，但在粮食大幅减产的背景下，确实进一步减少了国内可用于救灾的粮食储备，加剧了灾情。同时，当时苏联面临严峻的外汇危机，英、德等国政府明确表示，若苏联停止粮食出口，将中断后续贷款并没收其海外资产，苏联无法承受外债违约的巨大代价，这也是当时粮食出口未能完全停止的重要背景。
3.4 地方政策执行中的过火行为
在粮食征购过程中，部分地区的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任务，出现了严重的过火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局部地区的灾情。1933年1月，苏联工农检察院的专项报告显示，乌克兰部分地区的征购队存在非法搜查农户住宅、没收农户自留地口粮、种子粮的行为，甚至出现了殴打、体罚农户的情况。1933年1月，ОГПУ提交的《北高加索地区粮食征购中的违法行为报告》记录，部分征粮队进行了多达10次的非法搜查，没收农户的家庭财物，甚至出现了虐待孕妇、老人的情况，相关责任人已被移交检察机关处理（ЦА ФСБ РФ. Ф. 2. Оп. 11. Д. 56. Л. 11 — 16.）。
这些基层执行中的过火行为，直接掏空了部分农户的最后口粮，加剧了局部地区的粮食短缺，扩大了饥荒的影响范围。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行为并非苏联中央的政策要求，苏共中央曾多次发布文件，严禁征购过程中的非法行为，明确要求不得征收农户的口粮与种子粮，并对大量违规的基层干部进行了撤职、处分乃至刑事处罚。
四、苏联政府对饥荒的应对举措
基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人民委员会法令、斯大林与地方官员的往来电报等解密档案，可以明确看到，饥荒发生后，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包括调整征购政策、发放粮食援助、停止粮食出口、开展医疗救助、恢复农业生产等，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灾情，最终在1933年秋收后平息了饥荒。但受限于粮食储备的枯竭、城市与军队的基本供应需求，救灾举措未能完全阻止大规模的人口损失。
4.1 粮食征购政策的持续调整
下调粮食征购指标，是苏联政府应对饥荒的核心举措之一。除了对乌克兰的四次征购指标下调，苏联中央还对全苏的粮食征购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1932年5月，苏共中央发布《关于1932年粮食征购的补充措施》，明确规定集体农庄完成征购任务后，剩余粮食全部由农庄自行支配，严禁任何形式的超额征购；1932年10月，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专项决议，严禁征购集体农庄的种子粮，已征收的种子粮必须在15日内全额返还给集体农庄。
1932年全年，苏联中央累计下调全苏粮食征购指标420万吨，其中乌克兰的指标下调量占比超过70%。1933年，苏联中央进一步将全苏粮食征购量降至1950万吨，较1931年减少了330万吨，征购占比降至当年实际产量的28.5%，回到了1930年无饥荒时的合理区间。
4.2 大规模的粮食援助与种子发放
1932年3月至1933年6月，苏联中央向全苏受灾地区发放了大规模的粮食援助与种子贷款，所有援助均通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苏联人民委员会法令的形式正式下达，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可查。根据解密档案的统计，这一时期苏联中央累计向全苏受灾地区发放种子粮、口粮、饲料粮共计354.2万吨，具体分配如下：
1.哈萨克斯坦：87.5万吨（种子粮42.3万吨，口粮45.2万吨）
2.乌克兰：56.2万吨（种子粮37.5万吨，口粮12.3万吨，饲料粮6.4万吨）
3.北高加索边疆区：48.3万吨
4.伏尔加河流域：39.7万吨
5.中央黑土州：22.5万吨
6.其他受灾地区：100.0万吨
具体到乌克兰，1933年4月底，乌克兰累计收到2290万普特（约37500吨）种子贷款、470万普特（约7700吨）粮食贷款、40万普特（约655吨）直接粮食援助、630万普特（约10320吨）饲料贷款，总计3430万普特（约56.2万吨）。同时，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专门设立了儿童援助中央基金，分配了700吨面粉、170吨糖、10万罐罐头、500普特食用油，在受灾地区开设了600余个儿童饮食点，为6万余名受灾儿童提供免费餐食。
4.3 粮食出口的全面停止与储备粮的动用
1933年3月3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第198/32с号法令，明确规定从1933年4月1日起，全面停止1932年收成的谷物出口，所有已签订的粮食出口合同全部延期，国内所有粮食储备优先用于救灾。1933年4-6月，苏联中央从国家储备粮中累计调出120万吨粮食，用于受灾地区的口粮与种子供应，几乎耗尽了全部可动用的国家储备。
截至1933年7月1日，苏联国家粮食储备仅剩下114.1万吨，仅能满足全国4-6周的基本供应。当时苏联城市领取食品配给的人口已从1930年的2600万增至1932年的4000万，若彻底耗尽储备，将导致城市与军队的粮食供应完全中断，引发全国性的崩溃，这也是苏联政府无法将全部储备粮用于救灾的核心背景。
4.4 医疗救助与疫情防控
饥荒期间，受灾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营养不良、浮肿病患者，同时伴随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爆发。1933年2月，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受灾地区医疗救助的紧急措施》，向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等受灾地区派遣了120支医疗工作队，共计2400余名医生、护士，在受灾地区开设了800余个临时医疗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免费医疗救治与营养补充。
1933年3月，乌克兰卫生人民委员部在受灾地区开展了全面的疫情防控工作，对饮用水源进行统一消毒，对传染病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治疗，为受灾群众接种疫苗，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扩散，避免了饥荒伴随疫情造成更大规模的人口损失。
4.5 农业生产的恢复措施
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避免饥荒再次发生，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力。1933年2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为受灾地区的集体农庄提供总额1.2亿卢布的无息农业贷款，用于购买农具、种子、牲畜；1933年3月，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从全国非受灾地区调拨12万头役用马、25万头耕牛，补充受灾地区的农业畜力；1933年4月，苏联农业部向受灾地区派遣了300余名农业专家，指导集体农庄的春播工作，推广抗病害、抗干旱的作物品种。
1933年，苏联全国春播进度较1932年提前了12天，秋收粮食产量回升至6840万吨，基本恢复到1930年的丰收水平，农村粮食供应得到根本缓解，饥荒基本平息。
五、饥荒的人口损失：基于档案的科学估算
1932-1933年饥荒的人口损失规模，是长期以来被严重夸大的领域，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乌克兰饥荒死亡700万人”“全苏饥荒死亡1000万人”等说法，没有任何档案与人口统计数据的支撑，属于严重的虚假叙事。本文将基于苏联1926年、1937年、1939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苏联中央统计局的人口出生、死亡统计档案，对饥荒的人口损失进行科学估算。
5.1 人口统计的基础数据
苏联分别在1926年、1937年、1939年进行了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是估算饥荒人口损失的核心基础数据：
1.1926年苏联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14702.8万人，其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人口2900万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族总人口362.8万人。
2.1937年苏联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16200.3万人，该普查结果因不符合苏联官方的乐观预期，曾被长期封存，1991年后解密，是目前公认最准确的1930年代苏联人口数据。
3.1939年苏联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17055.7万人，该普查存在一定的人口修正，需结合1937年普查数据进行校准。
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原始数据，1927-1931年，苏联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1.3‰，按此趋势推算，1937年苏联人口应达到17700万人左右，与1937年实际普查人口的缺口约为1500万人。这一缺口包括了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饥荒导致的出生率下降、人口迁移等多重因素，不能直接等同于饥荒的死亡人数。
5.2 全苏与乌克兰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科学估算
关于1932-1933年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俄罗斯、乌克兰、欧美各国的学者基于解密的人口档案，进行了大量严谨的测算，核心估算结果如下：
1.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学者泽列宁、丹尼洛夫：1932-1933年全苏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50万-400万人，其中90%以上的死亡发生在1933年。
2.美国历史学家马克·陶格：基于苏联中央统计局的人口死亡档案，1932-1933年全苏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80万人左右。
3.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斯、惠特克罗夫特：1932-1933年全苏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万-450万人。
4.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32-1933年乌克兰境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50万-280万人。
综合各学者的严谨测算，目前史学界公认的结论为：1932-1933年饥荒期间，全苏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350万-450万人，其中乌克兰境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50万-280万人，哈萨克斯坦境内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30万-150万人，俄罗斯境内受灾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80万-100万人。
5.3 对夸大数字的证伪
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乌克兰饥荒死亡700万人”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人口统计学的基本逻辑与档案事实。1926年乌克兰全国总人口仅为2900万人，若饥荒死亡700万人，意味着乌克兰超过24%的总人口在饥荒中死亡，这与乌克兰1939年人口普查数据（3090万人）完全矛盾——若饥荒真的死亡700万人，即便不考虑出生率下降，乌克兰1939年的人口也应降至2200万人左右，与实际普查数据相差近900万人，显然是完全虚假的数字。
同样，“全苏饥荒死亡1000万人”的说法，也没有任何数据支撑。1926-1937年苏联人口的总缺口仅为1500万人，这一缺口还包括了饥荒导致的出生率下降（约500万-600万出生人口减少）、人口迁移等因素，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可能达到1000万人，这一说法已被解密的人口档案彻底证伪。
5.4 死亡人口的结构特征
从死亡人口的结构来看，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着清晰的特征：
1.城乡分布：农村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85%以上，城市地区占比不足15%，这与苏联当时的粮食配给制度直接相关。
2.年龄结构：5岁以下儿童与60岁以上老人占非正常死亡人数的65%以上，18-4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足20%，这与饥荒期间粮食优先保障劳动人口的分配政策直接相关。
3.民族分布：哈萨克族的人口损失比例最高，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哈萨克族总人口的35%以上；乌克兰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乌克兰总人口的10%-13%；俄罗斯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主要集中在农村产粮区，占受灾地区俄罗斯族总人口的6%-8%。
六、余论
基于苏联解密的一手档案、同期农业与气象统计数据、人口普查资料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明确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核心历史事实：
第一，这场饥荒是一场覆盖苏联全境的全苏性灾难，乌克兰是受灾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但并非唯一的受灾地区，饥荒的发生、演进与空间分布，与1931-1932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粮食减产的严重程度完全吻合。
第二，饥荒爆发的核心前提，是1931-1932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遭遇的连续极端气象灾害、农作物病害大流行、大规模虫害，这些自然灾害造成了至少20%的粮食减产，直接超出了苏联粮食储备体系的承受能力，是饥荒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农业集体化的冒进、粮食产量的严重高估、征购政策的失误、基层执行中的过火行为等人为因素，确实放大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苏联政府与最高决策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份解密档案能够证明，这场饥荒是苏联高层蓄意制造的、针对特定民族的“种族灭绝”。
第四，饥荒发生后，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包括连续下调粮食征购指标、发放大规模的粮食援助与种子贷款、全面停止粮食出口、派遣医疗工作队开展救助、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生产等，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灾情，最终在1933年秋收后平息了饥荒。但受限于粮食储备的枯竭、城市与军队的基本供应需求，救灾举措未能完全阻止大规模的人口损失。
第五，1932-1933年饥荒造成的全苏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350万-450万人，其中乌克兰境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50万-280万人，所谓“乌克兰饥荒死亡700万人”“全苏死亡1000万人”的说法，是不符合人口统计事实的严重夸大叙事。
1932-1933年的苏联饥荒，是一场由极端自然灾害引发、叠加政策失误与制度局限共同造成的历史悲剧，数百万苏联农民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生命，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惨痛一页。只有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基于一手档案史料还原历史事实，才能真正铭记这场灾难，理解其发生的复杂背景，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参考文献
[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档案号：17，类目：3、162、167。《1932–1933年粮食征购与粮食援助文件》。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ЦА ФСБ РФ）。档案号：2，类目：10、11。《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1932–1933年苏联各地区粮食困难的文件》。
[3]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档案号：7486、8043。《苏联农业部关于1931–1933年农业状况的文件》。
[4] 《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政权的罪行——人民的悲剧：文献与资料》。
[5] 戴维斯·R·W、惠特克罗夫特·S·G。《饥饿年代：1931–1933年的苏联农业》。
[6] 陶格·M。《1931–1933年苏联饥荒中的自然灾害与人为因素》。
[7] 纳扎连科·N·N、巴什金·A·V。《杂草、病害与虫害：1932–1933年饥荒的成因》。
[8] 泽姆斯科夫·V·N。《1932–1933年苏联饥荒：原因与规模》。
[9] 安德烈耶夫·E·M、达尔斯基·L·E、哈尔科娃·T·L。《1922–1991年苏联人口》。
[10] 孔德拉申·I·V。《1932–1933年苏联饥荒：历史与后果》。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