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即国民党迁都重庆。有人说，国民党迁都重庆是为了持久抗战而进行的战略转移，是以退为进的正确决策，是国民党政府为了保存抗战实力建立的敌后根据地。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33年1月，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东北军王以哲、万福麟、何柱国部、晋军商震部、西北军宋哲元部、中央军徐庭瑶部，约25万人依托长城各关隘阻敌深入，经过近三个月的激战，长城各主要关隘相继失守，被迫放弃长城防线。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派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按照日方要求撤至长城以南地区，将冀东22个县划为非武装区，日军退回长城以北。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对东北地区和热河地区的占领，华北门户洞开。
1935年5月，日军为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军队破坏《塘沽协定》，从东北调遣军队入关，企图控制华北。6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秘密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会谈，正式签署《何梅协定》，全部答应日方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大部分主权。
1935年3月，蒋介石率高级参谋团视察重庆，认为重庆作为四川的门户和长江上游的枢纽，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航运业发达，便于战时物资的集散与转运，是建立战时指挥中心的理想地点。于是，萌生了将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专心经营西南地区”的想法。
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其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极其特殊。东有巫山、大巴山；西有邛崃山；南有大娄山、大凉山；北有米仓山、岷山等天然屏障，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大军入川，主要有三个关口：一是剑门关。该关位于四川广元市剑阁县，扼守由汉中进入四川最重要的通道金牛道，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号称四川的北大门；二是瞿塘关夔门。该关位于重庆奉节，是长江最狭窄处，是东入四川的必经之路，号称四川的东大门；三是娄山关。该关位于贵州遵义北大娄山的最高峰上，是扼守川黔南北之间通道的咽喉，号称四川的南大门。
抗战时期，入川的道路稍有改善，当时主要入川路线有五条: 一是川陕大道。这是北路入川的主要通道，起点宝鸡，经剑门关、进入四川境内；二是川鄂大道。这是东路入川的重要通道，起点湖北茶洞、经秀山、龙潭、酉阳、黔江、郁山、彭水、白马、水江、南川等地，终点四川重庆；三是长江水道。这是东路重要水路通道，起点宜昌，过瞿塘峡，沿长江直达重庆；四是湘黔公路。这是东南进入四川的重要通道。起点湖南常德，经沅陵（辰州）、芷江（沅州），贵阳，进入四川；五是滇缅公路。起点缅甸腊戍，经云南芒市、龙陵、保山、大理、楚雄、昆明，进入四川。
历朝历代，迁都都是一件天大的事，不能轻易为之。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工业不发达，迁都比较容易。但是迁都毕竟是一件大事，影响太大。唐朝迁都洛阳，国运日益没落；宋朝五次迁都，最终亡于蒙古铁骑。民国时期，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迁都就不仅仅是迁走几个政府机关，搬走几家工厂，搬走几所学校，搬走多少黎民百姓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心、意志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党迁都不止一次，而是三次。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1.28事变”，本人称为“第一次淞沪会战”。日本为掩护其在东北的侵略行径，转移国际社会对成立伪“满洲国”的关注，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策划，指使女间谍川岛芳子唆使日本僧人向三友实业社工人挑衅，随后制造事端，焚烧工厂、杀害警员，以此为借口要求日军增兵上海。1月28日深夜：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余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分三路向闸北进攻，正式发动事变。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及随后增援的第五军张治中部，在闸北、江湾、庙行等地与日军展开顽强抵抗。日军不仅进行地面进攻，还出动飞机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遭轰炸后，30多万册珍贵图书被焚毁，造成馆藏图书资料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当日军第二次增兵上海，三艘兵舰进入黄浦江时，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将其击沉，可是，蒋介石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却生怕事态升级，寄希望国际联盟调停，丧失了挫败日军增兵上海的最佳战机。
“1.28事变”爆发，南京政府乱作一团。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高层紧急会议，讨论的却不是派兵增援上海，将日寇逐出上海和中国领土，而是讨论“迁都”问题，参加会议人员提出多种迁都方案，最后一致决定将首都从南京迁往洛阳。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及其政府又一次以国运为赌注，真真切切的当了“缩头乌龟”。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文件，正式发布《国府移驻洛阳办公的宣言》。1月31日，林森率领行政院长汪精卫及国府官员1000多人，在南京下关火车站登上火车，由轮渡摆渡驶向江北，又从浦口车站出发，经徐州西上洛阳。2月2日，林森一行经开封到达洛阳。2月上旬，蒋介石、冯玉祥、张继、李烈钧、李济深、朱培德、叶楚伧等党政军要人，陆续抵达洛阳。至此，国民政府以及大部分机关已迁至洛阳，“迁都”已是既成事实。
洛阳虽然为九朝古都、历史名城，但历经沧桑，当年巍峨的宫殿，早已不复存在。民国以来，又几经战火兵燹（xian），已是满目疮痍。此次国民政府大员及各机关一拥而至，办公、住宿、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国民政府机关被安置在洛阳城中的原“府尹衙门”，林森主席办公室、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设在洛阳南营第四师范学校，行政院和中央政治会议安排在洛阳职业学校，国民党中央党部设在洛阳西工区旧“巡阅使官署”，监察院设在洛阳南关贴廓巷，司法院设在洛阳原“张敬尧公馆”，其他机关设在洛阳西工区兵营。而外交部、军政部留在了南京。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及302次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确定《施政方针》规定，“全国军队以国防为主，以剿匪（即围剿红军）为辅”的政策。会议还通过了《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正式决定洛阳为“行都”，长安（即今西安）为“陪都”，定长安为西京。
1932年5月5日，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将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上海，取缔所有抗日活动，允许日本在上海驻军。这是蒋介石集团将东北大片领土拱手相让给日本后，又再次将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拱手让给了日本。
蒋介石及其政府出卖上海，获得一时苟安后，于1932年11月17日，召开第四十七次中常会，又决定将国民政府从“行都”洛阳再迁南京。11月29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迁都命令，定于12月1日回迁南京。11月29日晚，林森率领国民政府一班人马，从洛阳启程。12月1日上午，专列到达南京，标志着国民政府回迁南京正式完成。
“第一次淞沪会战”结束后，日本将进攻重点转向热河、长城一线。虽然有长城抗战的辉煌战绩，但是终因战心不固，后继无援，热河沦陷、长城失守，被迫签订《中日塘沽协定》，再次丧失华北地区领土主权，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国家危亡，民族危亡，国民惨遭屠戮，日寇横行肆虐之时，蒋介石在干什么？他在一门心思地围剿红军。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40多个师、40多万兵力，在“前敌指挥”陈诚的指挥下，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六个月后，即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再次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假如蒋介石将上述大军用于上海，用于华北，用于长城沿线，用于热河，试问日寇还会得寸进尺，肆无忌惮，横扫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吗？
1937年10月，中日军队又在上海交战。本人称为第二次“淞沪会战”打得如火如荼，南京再次遭受威胁。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9月30日，正式决定将国民党政府迁移重庆。11月15日正式开始装船西迁，17日凌晨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70岁高龄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第三次率领他的部下，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在月光下登上了“永绥号”兵舰，先离南京而赴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新址正式开张，国民党中央也同时迁渝办公。但此时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经济、外交等职能部门均暂时集中在武汉，武汉成了中华民国的实际临时“首都”。
1938年7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驻武汉各党政军五日内撤离武汉，向重庆迁移；8月4日，驻武汉各机关全部迁到重庆；12月8日，蒋介石率其侍从及幕僚人员从桂林飞抵重庆，标明国民政府迁驻重庆正式完成。1940年8月15日，蒋介石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确定重庆为永久“陪都”。1940年9月又颁布《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确立重庆的中枢地位。迁都期间，重庆集中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核心机构及外国使领馆，形成了全国性的军政中心。
在国民党决定迁都重庆之时，日军已占领华北、华东大片领土，正沿平汉路、津浦路、平绥路向南推进，直逼南京。1937年12月5日，日军围攻南京，守将唐生智指挥不当，一败再败，“逃跑将军”孙元良再次上演逃跑大戏。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开始40多天的大屠杀，30多万军民成为日寇的刀下之魂，南京市大街小巷尸横遍地，秦淮河上漂尸断流。1938年日军继续向华中进攻，目标直指武汉与重庆。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战略重心转向长江中上游，意图沿江而上攻占重庆，但由于三峡天险的阻隔、其补给线拉长，抗日根据地的袭扰和国民党军队的阻击，未能突破川东防线，转而对重庆进行长期的地面轰炸，但始终未能实现地面占领的目的。
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偏居一隅，苟安一时，其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建立晋察冀、晋绥、陕甘宁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开辟苏南、皖南根据地；中共东江支队、琼崖支队创建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将75%的日军和100%的伪军牵制在根据地，迫使日军收缩战线，重点围剿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武装，减轻了重庆方面的压力，使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获得三年多的喘息时间。
1942年日军曾经制定“五号作战”计划，准备集中16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四川，但因太平洋战场失利、战役指挥官冢田攻坠机身亡、作战保障不足以及作战计划泄露等原因而取消。
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避战于四川重庆，但是始终没有改变“攘外必须安内”的基本国策，一直把共产党作为自己最大的心腹大患，不断制造国共摩擦事件，从1939年1月到1943年1月，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岷山惨案”“平江惨案”和“皖南事变”“闪击延安”“炮击陕甘宁关中分区”等重大事件，我八路军、新四军遭受重大伤亡，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然而，由于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的结局悲观失望，对中共的日益发展壮大感到十分恐怖。据其儿子蒋纬国说：在重庆的“那段日子里，父亲蒋介石情绪最低落，常常夜晚一个人在浴室里长啸。” 可见，精神接近于崩溃。一个独夫民贼，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一个蹩脚的军事家，一个愚蠢的政治家，究竟心里想的什么?是生不得志的愤怒?是杀人太多的忏悔?是“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还是面临灭亡的恐惧？只有他自己知道，也许这将成为中国的千古之谜。
2026年1月27日写于承德
【文/陈国洲，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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