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列列蒸汽机车载着机床设备、技术图纸与满脸坚毅的东北人，缓缓驶离肥沃的黑土地。车轮碾过铁轨，一头连着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繁华，一头通向西南、西北的深山密林。这场跨越千里的迁徙，不是寻常的人口流动，而是载入史册的三线建设大支援——东北，这个新中国工业的“长子”，以倾囊相授的担当，为中西部铺就了工业化的基石。
时间回到1964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为破解军事压力、优化全国工业布局，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下，西南、西北的深山沟里，要建起一个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而彼时的东北，早已凭借国家多年的投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最完整、最先进、规模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鞍钢的钢水、一汽的汽车、哈尔滨三大动力的机组，撑起了国家工业的半壁江山。
在当时“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部署下，东北三省对内地三线建设倾尽全力、毫无保留，以极强的大局意识投入援建工作。
黑龙江
黑龙江省作为新中国重要的兵工制造基地，在三线建设期间承担了繁重的援建任务，累计为贵州、江西、湖北、四川、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甘肃等地区援建210余个三线军工单位，支援各类设备3389台，输送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及熟练技工共计16096人，同时为包建企业提供了大量工具、工装、成品零部件及全套图纸、技术资料，为三线地区工业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黑龙江省北安县的庆华工具厂(代号626)，曾是我国枪械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全国最大的步枪生产基地，累计生产枪械900余万支，可装备800个步兵师，在多次战役中屡立战功。该厂主打产品为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在三线建设时期，通过出人、出技术、出设备的全方位支持，先后包建了558厂、5027厂、5206厂、5506厂、126厂、9616厂等多个三线兵工厂，累计向外输送各类人员超3000人。
哈尔滨龙江电工厂(代号671)是我国枪弹制造骨干企业，专注于小口径步、机枪弹的研发与生产，也是国内仅存的两家主战轻武器弹药生产、科研基地之一。三线建设期间，该厂重点援建了位于山西翼城县的5401厂，为当地枪弹制造产业注入核心技术力量。
黑龙江省的援建不仅仅局限于国防军工与重型工业，还延伸至高等教育领域。现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俗称“哈军工”)，该校汇聚全国顶尖人才，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等多项重大成果。1960年至1962年，哈军工实施分建与改建，部分院系拆分后迁往内地组建部队院校(如长沙国防科技大学);1966年4月1日，哈军工集体转业，退出军队序列，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持续为三线地区培养输送高端技术人才。
吉 林
吉林省在支援中西部三线建设过程中，同样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担当，倾尽自身工业与人才储备提供全方位支持。
吉林化学公司向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54家企业输送工人、技术人员及管理干部1.8万余人，同时为19个省、市、自治区的142家企业、86所大专院校及国家相关部门代培专业人才超3.83万名，输送与代培总人数接近当时公司全民所有制职工总数，极大缓解了三线地区人才短缺困境。吉林丰满发电厂向三门峡、龚嘴、碧口、葛洲坝等重点水电站输送干部及技术人员800余人，为水电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吉林铁合金厂先后支援湖南涟源、贵州遵义、四川峨眉及西北铁合金厂等51家大中小型铁合金企业，通过参与建设、人才培训、人员输送等方式，累计输出干部、技术人员及熟练工人2900余人。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于1973年4月分迁至四川大邑县雾山，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20部队6569工程(即6569光电研究所)，仅用3个月便完成筹备并投入科研工作，建成6个研究室与6个试制加工车间，后续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在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研究所，填补了西南地区光电科研领域的空白。
吉林省援建项目中，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援建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的工程最为典型。1953年初，毛主席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制造厂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的战略构想。二汽选址历经多次调整与搁置，1964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建设二汽被第三次提上中央议事日程。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明确指出：“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二汽项目得以正式重启。1966年10月，经二汽选址小组反复勘探论证，初步确定厂址为鄂西北郧县十堰公社，最终由周恩来总理拍板定案，二汽项目正式落户湖北十堰。当时二汽建厂实行分工包建模式，其中一汽负责包建11个分厂，上海包建6个分厂，北京、武汉各包建1个分厂。大量东北建设者涌入十堰，使得这座深山小镇随处可闻东北方言，久而久之，东北话成为二汽厂区的通用语言，这一语言传统延续至今，如今东风公司(二汽后续发展而来)内部仍以东北话为主要交流语言之一。
辽 宁
辽宁省作为东北工业基地的核心省份，援建内地的基础工业与军工项目覆盖面广、数量众多，在全国三线建设中发挥了支柱作用。例如，鞍山钢铁公司援建了武汉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公司、湖南华菱钢铁(原湘钢)、水城钢铁公司、唐山钢铁公司、莱芜钢铁公司、舞阳钢铁公司等一批重点钢铁企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援建了四川成都飞机工业集团、陕西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大连石化先后援建了北京燕山石化东方红炼油厂、山东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甘肃兰州石化炼油厂、江苏南京金陵石化、江西九江炼油厂、新疆独山子炼油厂、湖南岳阳巴陵石化等多家石化企业。
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初，辽宁省统筹规划，将沈阳轮胎厂、沈阳油漆厂、沈阳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大连化工厂、锦西化工机械厂的车胎、特种油漆、二甲苯胺、浓硝酸、中压阀门等产品生产线及配套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等西南、西北地区，用于当地建厂及现有车间扩建。1964年至1970年间，辽宁省累计向大三线地区迁移职工99800人，随迁家属156600人，形成大规模的人口与产业迁移浪潮。
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实行厂区拆分，部分迁往四川成都，组建四川滑翔机制造厂;沈阳信号厂拆分部分产能与人员，迁往陕西西安并入西安信号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抽调500名技术人员及160台设备，迁往宁夏中卫组建中卫钻床厂;沈阳橡胶三厂将部分设备与人员迁至宁夏银川橡胶厂，助力当地橡胶产业起步。大连机车车辆厂将制造柴油机配件车间、生产罐车车间的3000名职工，分别迁往四川广元与青海西宁，建成广元柴油机配件厂及西宁罐车厂(年产能2000台);大连钢厂派出50名职工，携带两座5吨电炉迁往贵阳钢铁厂，建成优质钢材生产车间;大连起重机厂调拨部分设备及300名职工，支援宁夏银川机械修配厂，建成专业减速机生产厂;大连瓦房店轴承厂，援建了洛阳轴承厂，包建了西北轴承厂。
沈阳五三工厂(代号321厂)是辽宁省支援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该厂前身为1920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创办的奉天军械厂枪弹工场，历经奉系军阀、日伪、国民党统治三个时期，多次更名，1949年东北解放后定名为“五三工厂”并恢复生产。我国军队7.62毫米普通枪弹的试制与定型工作由该厂完成，这是我国第一批正式装备部队的制式子弹。五三工厂为支援全国解放、抗美援朝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创造的“五三工厂经验”在全国推广，1952年被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授予“模范工厂”称号，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军工企业。三线建设时期，该厂先后为河南鲁山9641厂、山西中阳9141厂、安徽舒城942厂、山东蒙阴9381厂、湖北南漳9611厂、新疆库尔勒9921厂等多家三线工厂提供援建与技术支持。因长期承担繁重援建任务，工厂人员、设备消耗过大，产能近乎难以为继，1997年12月被东北人民机器总厂(代号724厂)兼并，现为辽沈工业集团的一部分。
从“一五”计划至三线建设时期，重工业基础雄厚的沈阳承担了艰巨的援建使命。大批铁西区产业工人响应号召，奔赴祖国西部。1950年至1989年间，沈阳铁西区48家企业参与内地援建，累计派出23304人，其中含厂级干部94人、中层干部7000人、技术工人16210人;3家企业实施全厂搬迁，23家企业负责包建新厂，29家企业整体划拨车间至三线地区;同时为受援单位代培人员13221人，援建范围覆盖29个省、市、自治区，涉及121个市县、526家企业，为内地工业体系构建提供了全方位支撑。
尾 声
东北三省支援中西部三线地区的工业项目远不止上述案例。据史料记载，1964至1978年间，东北向三线地区内迁企事业单位近200个，输送各类人员超100万，援建项目达300个，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新中国“工业长子”的责任与担当，深刻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格局，为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线建设的岁月里，东北建设者们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没有平整的厂房，就先开山修路、挖洞建厂;没有充足的物资，就粗粮果腹、自给自足;远离家乡亲友，就把对故土的思念藏在心底，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建设中。他们中，有人一辈子扎根深山，再也没回到东北;有人把青春献给了厂房，却没能见证孩子的成长;有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积劳成疾，却始终坚守岗位。
他们的付出，不仅改变了我国工业长期集中在沿海地区的格局，更孕育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 。这种精神，是东北人“国家有召、召之即来”的担当，是“不计回报、倾囊相授”的格局，更是中国人在困境中自力更生、奋勇争先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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