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唐庶咸和聂荣臻元帅的母亲唐雨衫是胞兄妹，聂帅是我的表叔。表叔是1919年离开家乡江津投入革命运动的。此后，他只在1956年因军工企事业建设回了一趟江津，住在江津地委招待所。在1986年以前，家乡的亲人及领导与表叔的联系都是书信。其实，当时他的亲戚包括我们都有许多和他见面的机会，我母亲1958年至1965年8年间都住在北京，但都没有见面。当时我们认为，表叔身居要职，日理万机，肩上担子很重，工作繁忙，我们不应该去打扰他，给他添麻烦⋯⋯
其实，表叔是个性情中人。1958年，他的表妹夫龙庆云到北京探亲，考虑到他很忙，没有去见他。后来表叔知道这事，多次说：“龙庆云来北京，我的门槛都不跨，北京这么大，莫非我能找到你吗?”1961年，家乡江津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受天灾和人祸，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表叔写信给家乡党委和政府：“乡亲们的生活遇到暂时的困难，谨向公社的同志们及乡亲们表示慰问⋯⋯我相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暂时的困难。”
我很幸运地和表叔见过几面。每次去，都聆听他老人家对我的谆谆教诲，感受到他老人家对家乡亲人的关爱、对家乡发展的关心。
1986年7月1日，我第一次去拜望表叔。这天，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带领我们一行去北京玉泉山表叔寓所看望他老人家，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大家的心情既高兴，又激动，更紧张。但一见到他老人家，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神态，就使我们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老人家坐在轮椅上，高兴地举着双手欢迎我们。当听了我们转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后，老人家深情地说：“我也想念家乡呀!我1956年回去过，那次是为了军工生产，到了江津，住在城关，很快(两天)就走了⋯⋯转瞬又是几十年了，我想念家乡呀，但不得回去，人愈老愈想乡情呀，很想家乡，现在年纪大了，也不能动了，想念也是空话了，也不能回去，唉!托你们向乡亲们问好⋯⋯”他又说：“我这个情况，动都动不得，老了，88岁了，20岁离开家乡，68年没有回到家乡了。”
在会见中，老人家多次问：“老家还有哪些亲人?”我们给他说了许多人的情况。隔了一会儿他又问：“我外祖父住在桂花屋基，恐怕都没有什么人了?”这时，辜书记指着我对他说：“聂帅呀，这位就是你舅舅的外孙，叫杨辉宗。”我接过话茬向他说：“我外公叫唐庶咸，母亲是唐廉珍。”老人家一听马上就说：“唐庶咸是我的大舅父，他底下还有唐海潭(我三外公)、唐富华(我幺外公)、唐廉珍⋯⋯”他兴奋地说：“对啦，对啦!有亲戚来了，真有意思……”当我转达我妈妈对他的问候和祝福时，老人家说：“我大她四岁，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玩。他们先住在桂花屋基，后搬家到柏杨屋基，那时经常来往嘛，说起来这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谢谢她，谢谢她，我也向她问好，希望她也很好。这些老亲戚没有什么人啦，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呀，活着也不得见啊!”
表叔给我们讲起1956年他那趟江津之行：“那年回到县城，看了一看，当时地委在江津，住在地委。去时，我提出要到江津中学去看一看，我原在那个中学读书。他们把教员、学生通通都赶跑了，我去看个空房子，我说，我来看什么?怪得很，地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把师生们通通都赶跑了，莫名其妙⋯⋯”当听到我们解释是“为了安全，地委按照保卫工作的要求这样办的”时，表叔说：“那时新中国成立，又不是白区，新中国成立了嘛，去看一看同学嘛，我也是那所学校的嘛。结果，看的是空房子，真是大失所望。”
这次拜望表叔，他问得很多很细，听得也很认真，有的问题还反复问。家乡的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好不好?碑槽的树子长得如何?县城里的遗爱池现在做什么用?县里有没有公路，城里头是不是还那样坑坑洼洼的?⋯⋯我们一一回答。表叔最后说：“都靠你们的努力啊，要把家乡建设好，江津是个大县啦，建设四个现代化，起码应该建设公路，各种建设都应该搞一搞，不要太落后了。”
时间已超过医生规定的探视时间，表叔高兴地和我们一起照相，见我们并排站在他的后面，他抱歉地说：“我有病起不来。”照了一张后，他说：“再来一张吧⋯⋯总而言之，请你们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当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时，表叔又说：“愿再次见到你们，欢迎你们来⋯⋯”
表叔很舍不得我们，我贴在他耳边说：“望您老时刻保重，健康长寿，我出差北京再来看您。”表叔点了点头后说：“欢迎你们来!”他的声音是颤抖的，眼眶是湿润的⋯⋯
聂荣臻与杨辉宗合影
我回家后，将看望表叔的情况给母亲细说了，母亲后悔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未去看望他：“当时就怕打扰他啊⋯⋯”
1988年11月27日，我第二次去拜访表叔。
那次我为协调救灾汽油的运输问题到北京出差，聂办周均伦秘书知道我想去看望表叔，担心他见到亲人会激动，增加心脏负担，影响健康，就劝我来年春暖花开时再来看望他。于是，我给表叔写了简短的问候信请周秘书带回。
敬爱的表叔：
我出差北京，很想也应该来看望您老人家，但听说您老身体欠佳，这就只好等待明年春暖花开时了。敬望老人家好好保重，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晚辈 杨辉宗
1988年11月25日下午于总参四所
没有预料到，表叔见信后却坚持要见我。11月27日下午3点我赶到表叔家中。一见面，他对秘书说：“今天不用记了，我们是拉家常。”他问这问那，问江津聂家还有哪些亲人，唐家的亲人都好不好，问我认不认识他二叔聂奎录，我说：“聂奎录是我的二姑公。”表叔说：“是的，你应该称他二姑公。”他还问我读了多少书，具体工作是什么。⋯⋯他给我讲了许多聂家和唐家过去我不知道的情况。他说：“过去，聂家和唐家都是比较有声望的大家族，不过败也败得早啊!你外公唐庶咸是我的大舅，他是个本分人，不抽大烟。唐海潭、唐富华都抽大烟，这个家败得很早⋯⋯”表叔又问起家乡当年发生的干旱和冰雹灾害情况。我说，虽然今年灾害严重，但全县上下都采取了抗灾救灾的措施，不会有大的减产。表叔语重心长地说：“江津江河多嘛，发挥不到作用吗?还是要兴修水利啊，江津的溪河是多，要配套，注意发挥作用，不然经受不住灾害的威胁啊⋯⋯”
表叔还说：“你回去给你妈说，望她好好保重。不容易呀，她只小我四岁，告诉你妈—”他用手指着他的头和胸继续说：“我都好，就是腿不行了。”最后我陪表叔照了相，他坐得很直，因为这是照来送给我母亲看的。他还给了我一张他们家的全家福，要我带给我母亲。
表叔顾望了一下房间后说：“我这里就像一个医院，就是吃药、打针，全靠他们护理—我打了几十年仗，未打伤，也未打死，你说笑人不笑人?”在场的护士说：“这是您老福大命大呀!”
表叔这次说了很多，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吃饭时他要我就坐在他身边。他一边吃饭一边又重新问起家乡的建设、财政收入、群众生活及机关干部、学校教师的住房、工资待遇和亲人的健康等等，他要我把帽子摘了，说：“外边的气温低，不注意会感冒的。”表叔的关爱让我深受感动。
我第三次拜访表叔是在1989年4月26日，我同江津县委副书记唐昌放去北京看望表叔。在周秘书引领下走进会客室，瑞华表婶也在座。此时的表叔已经是九十高龄，身体很弱。昌放同志说：“我们受江津县委、县政府委托，来看望两位老人家，祝老人家健康长寿。”表叔和蔼可亲地说：“家乡的情况周秘书已经告诉过我了。我只想问一件事，就是庄稼长得好不好?”我们汇报后，表叔又非常关心地告诫我们：“我们江津是个大县呀，我们国家人口多，吃饭这件大事疏忽不得呀，要毫不放松地把农业抓好才行啊!”我接着对他说：“我们一定努力，请您放心。”表叔听后问我：“你母亲现在好不好?”我说：“我妈现在成都我姐家，她很好。”
这时，唐昌放恳求他对江津送去的广柑别再给钱了，说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表叔听了这话后说：“感谢你们，你们的情我领了，但是广柑是农民辛苦种出来的，我不能白吃⋯⋯”他又指着我笑着说：“他带来的可以不给钱⋯⋯”
见面快结束时，表叔又反复叮咛：“粮食生产松不得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吃饭这件事，千万不能疏忽。”会见结束，老人家高兴地和我们照了相。临走时，表叔和表婶将早已准备好的阿胶、高丽参和果脯拿出，要我给我母亲带回去。
1989年9月，为庆祝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我受委托，代表江津人民前往北京向亚运会捐赠礼品，病中的表叔在电视中看到捐赠仪式的新闻报道后，高兴地说：“家乡人民爱国之心，要不断传承。”到京的县领导想前往表叔家拜望他，周秘书报告表叔后获得了同意，因为表叔病情的关系，周秘书做了精心安排：见面时不握手、不讲话，只招招手、照个相⋯⋯后因海外归来的黄埔一期学生李默庵要拜见聂帅而推迟我们的见面，我们正在等待时，恰闻徐帅逝世，表叔万分悲痛，医生就不同意会客了。对此，表叔深感不安，他说：“那样简单的安排都通不过，要给他们讲清楚，不是我不想见他们，实在是医生不让见呀!”
1990年3月中旬，我又一次到北京出差，我请周秘书向表叔转报，我母亲想来北京看望他。27日上午，周秘书告诉我说：“首长说能见见当然好。”周秘书又说，时间要定在气温回升以后。三天后，周秘书又给我说：“你母亲来北京一事，我又一次给老人家说了，第一次，他老人家说：亲戚就那么一位了，能见见，当然好。所以，那天我说你母亲来的时间要和龙必涛、聂荣祥他们来的时间分开⋯⋯昨天我汇报这事时首长又说：提到这件事，我真思绪万千，非常矛盾啊，没有什么亲戚了，几十年不见，见一见，当然好，但她也八十几岁了，长途劳累，能吃得消吗?万一⋯⋯”表叔担心我母亲受不了长途劳累和不能适应南北温差。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要我母亲“不来为好”，表叔在信中说：“我妹妹荣昌来京后，常生病。1964年不幸病故，即是教训⋯⋯”他还嘱咐我，要我一定向母亲进行解释和劝慰，语调和神情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家乡亲人的无尽思念。
聂荣臻写给表妹廉珍的信，信中劝慰她不要来京
1991年江津县荣获全国首届“双拥模范县”称号，县长康纲有于元月份前往北京参加表彰大会，1月17日我陪同康县长到景山东街吉安所看望表叔，周秘书带我们到会客室，向老人家作了介绍。康县长说：我们是来看望您老人家，同时向您报喜的，您的家乡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民政部命名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双拥模范县”，“双拥模范县”是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表叔听了挥动着双手，非常高兴地说：“江津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这很好，我很高兴，拥军优属，这不只是江津一个县的事情，这是大事，是全国的大事。拥军优属工作非常重要，全国都要搞好。”表叔接着又说：“掌握政权，武装很重要，党要抓军队建设，全国都要抓军队建设。军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地方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对人民要在进行文化政治教育的同时进行国防教育，不要等战争打起来了才抓拥军优属工作。在和平时期就要好好抓⋯⋯我们要建设就要稳定，要世界和平，要和平就得有强大的国防，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啊!”
接着表叔回过头来又对我说：“去年，你妈想来看我，我写信劝她不要来，不是我不想见她，她88岁了，长途劳累，北京的气候又不好，要给她说清楚。”老人家的心是这么细致，听了这番话，一股热流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1992年5月，我和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出差到北京，我们希望能顺程看望表叔，我们向周秘书说了此事。他很理解我们，但他很担心地说：“这次看望恐怕有困难，最近首长一直不很好，不知闯不闯得过这一关，你们先办应该办的事吧⋯⋯”果不其然，当我们结束赴京要办的最后一件事后的第二天，5月15日清晨，我还在熟睡中，聂力表姐就给我打来电话。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我：“老爷子昨晚去世了⋯⋯”噩耗传来，我惊呆了。尽管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但没想到会这么突然⋯⋯随后前往吊唁。聂力表姐极其悲痛地向我简述了老人家辞世的经过和留给她的一句话：“你的根在江津啊⋯⋯”
我急速赶回驻地，向辜文兴报告了这事，陪同他一起代表江津的父老乡亲，向表叔、向我们敬爱的聂帅敬献了一个花篮，以表达家乡百万人民的哀思。
5月28日，表叔遗体火化。我们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老人家作最后告别。
在我印象里，还有两件事非常难忘。一件是关于旧居修复的事，一件是为家乡部队题词的事。
表叔一直是个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人。他对旧居吴滩石院子的修复起初是不同意的，他多次说：“中央有规定，我们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后来，家乡党政为了保护文物，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经过上级相关部门批准，要对他旧居进行修复，但他多次强调：“要少花点钱，多栽点松柏。”对于家乡报请他帮助解决的困难，他既表示深切的关心，嘱咐秘书联系“有关部门关心一下”，但又严格要求我们“要自力更生、顾全大局、走正渠道”。
表叔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严谨。我多次请求他为家乡题词写字，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他先后为家乡题过的字有“江津是个好地方”“四面山风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江津长江公路大桥”“江津化肥总厂”“为家乡和祖国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英烈血染故土、生命之光永恒”“电脑报”等等，他还为《红岩春秋》杂志和驻津部队题词等等。不过也有另当别论的时候，“××烟草”单位嘱我请求表叔题写“××烟草大厦”，表叔认为会误导群众在宣传吸烟，于是就婉言谢绝了。对于题写什么内容，表叔也是要经过缜密思考的，不是请写什么内容就写什么。我为驻津部队请表叔题词，本来表叔就是带兵之人，对军营对战士的感情比谁都深，但经过三次请求表叔才题写了。第一次他以握笔不稳推辞了;第二次他觉得自己对这支部队的历史还不很了解，又婉言谢绝了;第三次找到他时，他问：“为什么老是要我为这支部队写字?”我将我在老山前线上看到的这支部队的艰苦奋斗场面讲给他听，他听后才同意题写。但对于我们之前草拟的题写“南疆铁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师”和“将军摇篮”这三个内容，一个未用，他经过缜密思考后，挥笔题写了如下文字——
珍惜部队的历史荣誉，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做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题赠×××师全体官兵
聂荣臻
我常常想起和表叔交往的这些情景，这些都是他晚年的事，虽然很平常、平凡但饱含他对家乡的关心，对亲人的关爱。我永远怀念表叔聂荣臻元帅。
(口述者：重庆市江津区政协原副主席;整理者：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杨辉宗 庞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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