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宝（清华大学冶金系１９６５级学生，１９７０年毕业。——编者注）说过：“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高校，种种作为，后来遭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自己辩解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种说辞已被现今话语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可。但是，事实真相当真如此简单吗？”
我自己也是很长时间认同那种观点的。
这次，比较仔细地阅读邱心伟的《大事日志》（指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编者注）以及其它书籍，感到事情很可能不那么简单。
初步想分析一下几个问题：
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而派出工作组到清华大学的？
王光美参加工作组，是为了什么？工作组的方向与目的何在？如今应该如何评价工作组？
一、为何向清华大学派工作组？
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当时的时间表：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康生在事先几个小时通知了周恩来；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1966年6月3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各校同学开始响应，并质问学校领导。
此间，各校党政主要领导正在参加北京新市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比如，清华大学就是刘冰和胡建（应为胡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编者注）参加。只能晚上不开会的时候，找一找留校的艾知生，研究一下学校的文革情况；找一找蒋南翔（时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教部部长、党委书记，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编者注）汇报与请示。
1966年6月8日，下午4点，新市委通知校党委，将派工作组来校。晚上，刘、胡和艾见到了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
1966年6月13日，北京新市委郭影秋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
1966年7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批评了派工作组的错误。（指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他说：“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编者注）
毛泽东接见聂元梓（前排左二）
1966年7月28日，北京新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所采取的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办法，经验证明，已不适应上述的革命要求。因此，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编者注）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召开全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总理、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讲话，做了检查，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不得力。其中，刘少奇特别讲到：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讲话后，毛主席出来接见了全体代表。
1966年8月13日，工作组从清华大学全部撤离。
从上述这个时间表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吗？事情不是很普通很正常的吗？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在《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转载者注：该书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应该有比较权威的参考价值）中，王光美写到：（页374－375）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陈伯达在“文革”后承认，这篇社论由他授意、修改和审定，而且是终审者，没有送邓小平、刘少奇和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扩大了打击面，并不符合毛泽东重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主旨——编者注）
“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在我们家福禄居会议室举行。由于彭真、陆定一同志被撤职，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这天陶铸同志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被接到我们家，出席会议。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不是在福禄居就是在怀仁堂后厅，由少奇同志主持。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
“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那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在北京市委大楼前，甚至到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少奇、恩来、小平同志是6月9日乘一架飞机去杭州，12日回来的。”
我们来试着分析一下：
刘少奇说，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事先不知道，那肯定是事实；但是，能由此导致说他是对文革“很不理解”的结论吗？
在此之前，经历了对“三家村”和吴晗的批判，经历了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批判，刘少奇还主持通过了“516通知”，该通知明确的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有人提出删除此话，但是康生明确回答，不行，那是毛主席亲自加上的。人们应该过低的估计刘少奇的政治敏感性和能力吗？
在《王光美访谈录》页389中，王光美写道：
“……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诵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主任。’少奇的话噎的造反派哑口无言。”
虽然，我们不能说刘少奇就一定完全看透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冲着他来的；人们可以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但是，我们绝不可以真的以为刘某人一直是糊里糊涂的，一丝一毫也没有任何怀疑。
王光美说：“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那么，向清华大学派出工作组，是报毛主席同意了吗？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显然不是，是刘少奇自己的决定。
那么，派工作组的事情，真的是“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看一下邱心伟的《大事日志》和刘冰的《风雨岁月》，我们得知，工作组是8号下午抵达清华大学的，而且，是副组长周赤萍先行到达；组长叶林是9号才到的。
届时，周赤萍（解放军中将），是冶金部副部长；叶林是国家经委主任。工作地点都应该在北京。对于讲究礼仪和规格的国人来说，组长差一天才赶到。不能不说存在某种问题。
而且，既然9号少奇、总理和小平同志都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请毛主席回北京指挥运动，12号返回，何必非得在8号就匆匆派出工作组呢？
从邱心伟他们的《大事日记》中，我们也丝毫找不到学校党委控制不了局势，以及几万学生去北京市委请求派工作组的任何消息和记录。是邱心伟他们遗漏了，还是王光美夸大了当时的情形？
二、王光美为何来到清华大学工作组？
从王光美访谈录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原因与理由，导致刘少奇指派王光美来到清华大学的工作组。
王光美很简单地描述说：
“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当时对怎么去还费了一番周折：坐轿车去太显眼，骑自行车吧，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同志和我们家的孩子贺鹏飞、刘涛那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贺老总听说后给我搞了辆卡车，让我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学校。为什么要把自行车带去呢？我是想当天就不回家了，住在学校或学校附近，等了解情况多一点以后再回来。去之前我没有通知清华大学。”
既然，采用什么方法去清华大学都要思考一番；那么，为什么要去清华大学，难道就不思考了吗？
目前发发表的文章和资料都没有分析这个问题。笔者个人的看法是，既然刘少奇认为毛主席支持的陈伯达、康生等人对于北大的活动，造成了学校和学生的混乱，他决定派出工作组，显然是要制止这种混乱现象。那么，去哪里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和作用呢？
众所周知，北京的高等院校众多，但是，影响最大的，只有北大和清华两所。
而北大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康生通知是毛主席让广播的，说明那是主席的“点”，他不可能在北大与主席“硬碰硬”。于是，清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了。
王光美说：“到了清华大学，刘涛等把我送到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已经知道我要来，是薄一波同志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叶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王光美访谈录，页376）
查询邱心伟的《大事日记》，页19写到，
6月19日
“薄一波副总理，王光美来我校看大字报。薄副总理与蒯大富辩论了30分钟。”
这里，与王光美的自述有一点矛盾。我觉得，《大事日志》描述的不很清楚。还是应该相信王光美的自述，说明她不是和薄一波一起来到清华的。那么，显然，薄一波那儿有个说法，表明王光美随后会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而且，薄一波特地告诉了叶林。
王光美回忆说，6月19日，刘少奇听到女儿平平说有人反对工作组，则表示：
“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当时我女儿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上学。她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少奇同志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
既然，王光美19日晚到清华大学看了大字报，就应该看到有人反对工作组的事情。上述问题，无需女儿平平汇报。只是，我们不知道，刘少奇指的后面有高级干部是说的谁？好像后来工作组也没有具体追查？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王光美访谈录。页375）
清华礼堂外张贴的拥护工作组，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
而邱心伟《大事日记》的描述更为准确：
“6月21日 王光美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称），但实为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幕后操纵者，在工化系蹲点。”
三、工作组的方向与目的何在？
从《大事日志》等等资料可以看出，工作组在清华大学的50多天的时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抛出蒋南翔，作为“黑帮”，作为文革的主要革命对象，提供给青年学生批判；第二件，甩开清华校党委，把清华大学当时的各级干部，当成走资派。第三件，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
至于上述刘少奇说的“后面有高级干部”，意味着要揪后台的问题，我倒是没有印象。
一方面，王光美对学生讲：“我们不知内情光喊口号并不能斗倒蒋南翔，报上没点蒋南翔的名，陆平是撤职，蒋南翔是停职，要从揭的材料看是不是黑帮。在没有确定之前，先不要斗，否则以后就被动了。”（《大事日志》 页20）。
《大事日志》页16写到：
“6月15日陶铸同志在高教部讲话：‘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从揭出来的大量的事实来看，以蒋南翔为首的一伙人把高教部搞成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高教部，不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来推进全国的高等教育，而是相反，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坚决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高等学校的青年，把高等学校引向资产阶级邪路上去。’”
据《王光美访谈录》介绍，陶铸是6曰3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决定接替陆定一来主管教育和宣传部门的。当天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在刘少奇家里召开的会议。他到任不过10天左右；如果没有别人说话，他能这样对一个中央委员，一个高教部长说这种结论性的意见吗？
另一方面，刘少奇在27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得了。”（《大事日志》页23）
对照几天内，三个人不同语调的发言，我们可以想到，对于蒋南翔，当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希望找到证据，把他打成黑帮。
据邱心伟的《大事日志》统计，“据说12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游行。工作组把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页17）
《大事日志》记载：
“工作组在新水300召开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辩论会。提出'反蒋必先反蒯'。发言中定蒯为反革命分子，提出引导三部曲：（1）引导同学承认自己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2）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是完全统一的。”（页23）
我没有找到《大事日志》对于工作组反蒯，把学生打成反动学生的统计数字。据不少人回忆，大约是700人；沈如槐的书里也这么写，想必有资料依据。
据其他人的文章：
“1966年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是刘邓主持并指派工作组操纵群众运动，目的是要把文革变成第二次反右。根据王任重的笔记，文革按照刘少奇的布置是要打出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引自“老田”的博客，《谈毛主席的第二件大事》一文）
看来，清华大学工作组是坚决执行了刘少奇上述政策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大字报
阅读《大事日志》，唤醒了我几乎忘却的记忆。我想到了三件小事，虽然，他们如此微小，不值得在《大事日志》这样的资料图书里提及；但是，作为亲历者的回忆，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第一件小事：文革初期，我们制九一班的5位同学，以王宝桐为首，给刘承娴（大事日志说她是校统战部副部长，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是校办公室的什么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她们对问题解释不清。（具体的，我忘记了）。工作组进校后，先是安排选举。王宝桐被选为系文革小组年级组长，我被选为班级文革组长。
工作组安排学校有关人员到学生群众中去检讨。刘承娴来到了我们制九一班。我们没有改变教室的布局，她就坐在前面的讲桌后椅子上，面对着如同上课一般的学生，讲述她的认识。最后，我代表全班同学，欢迎她站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一边，站到群众一边来！
刘承娴曾经很感动地说，她以为要受到批斗，戴高帽子等等，但是，一切都没有发生；她感到：革命学生还是很注意听毛主席的话，很注意政策的。
我没把这当成事。但是，后来，听说，刘承娴是“罗文李绕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深感遗憾；更后来，听说她被迫害致死，更是惋惜。（参看《大事日志》页355）
现在，看到刘冰的回忆录，他从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后返校，即被多次批斗，戴高帽……而工作组事先不管；事后，马上出来，要求这些“黑帮分子”正确对待群众运功？！那就是工作组对待清华大学广大干部的做法吗？
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干部是被批斗的，多少是真正去“检查错误”的……
第二件小事：
6月21日，蒯大富写了“夺权”的那段“小批”以后，工作组布置我们反驳。记得还是我们五个人，写了批驳蒯大富的大字报。随后，24日的辩论会让我去参加。（那次会好像是布置什么人参加，有准备的）。我因为觉得自己水平很低，应该多听多想多学，不要过急的发言，所以，对双方都没有鼓掌。而另一班的文革小组长ＸＸＸ，后来告诉我，他听了蒯大富慷慨激昂的发言，十分感动，热烈鼓掌。会后，还把自己的看法汇报给工作组。没想到，第二天，工作组让他主持开会学习，接着马上宣布：“鉴于ＸＸＸ严重丧失立场，立刻撤掉其文革小组长职务，接受批判帮助！”形势一下子就变了……
第三件小事：
我们班的蓝镜如同学，平时比较活跃，喜欢和别的班别的系的同学交往。不知怎么的，蓝镜如被注意到了和其他人说到同情蒯大富的问题，于是，工作组安排他反复做检查和交代。作为当时班上的文革小组长，我执行了工作组的意见。现在，我早已忘记当年蓝镜如同学他说了什么，又检查了什么。但是，当时他那种痛苦而又无奈的表情，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为自己整过蓝镜如同学深感内疚。特此在此向蓝镜如同学表示深深的道歉！！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蓝镜如和其他同学理解：当时的工作组成员，不止一次的质问我，反右斗争时，清华的右派分子占到5％；现在，反对工作组的反党分子，蒯派难道就不是占到5％吗？我当时很害怕：觉得，他们工作组总想揪出5％的反动学生。我们全班37人，如果按照5％的比例计算，怎么也得有1－2人。我只能拼命批判蓝镜如的“错误”，才能不使他被划到反动学生那一边去。幸亏，工作组不久就撤走了；否则，事情如何发展，还真的很难说。
这三件事情，我也许记得有错，或者认识有错。请本班同学或者其他知情人提出批评更正！
今天，如何认识工作组？
虽然，事情过去了40多年；除了我们“遗老”以外，许多青年人对此毫无兴趣。我至今仍感到准确的描述和给工作组“定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在刘冰的《风雨岁月》中，作者写道：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
这是目前领导承认，主流学术界承认的一种标准说法。如何用它来解释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现象呢？
我习惯于根据“人”的情况来给事情定性。但是，具体到清华大学工作组问题，则很难。
一方面，当年工作组的副组长周赤萍，解放军中将，后来被认为写过文章吹捧林彪，是其反党集团成员；但后来又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一方面，当年毛主席支持，特派周总理给予平反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后来犯了错误，被认为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件成员，受到审判。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学生批斗王光美
一方面，文革中被批斗的刘少奇，后来得到平反昭雪；王光美被牵连入狱12年，也得到平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她简单地提到工作组，她写到，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页376）
王光美没有提到对蒯大富的批判等等细节，后一章节就直接叙述撤工作组的情况了。
该书是2006年出版发行的。是否代表了王光美晚年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她认为，工作组的方向是正确的，反对蒯大富等少数“反动学生”还是对的？
蒋南翔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高教部长，被稀里糊涂的停职反省，后来实际上被当成黑帮批斗。……
联想到后来，刘少奇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在没有经过任何党纪国法的条件下，被批斗，被停止一切个人权利和自由，乃至被当成叛徒内奸开除……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应该怎样纠正？那是一个不光我们清华学子，而且需要我们民族和人民深思的问题。
不管最终的高层次分析结论如何，我赞同沈如槐学友对工作组问题的分析。
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书，页17－18，他写道：
“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仍然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第一，工作组夺了校党委的权，一下子罢免全校500多名干部的官，这是不相信清华党的组织；第二，工作组几天之内又将反对工作组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是不相信清华广大群众。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工作组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向高校派工作组本意是加强党的领导，但这恰恰是以否定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工作组代理行使校党委职权，使清华原有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体系一下子陷于瘫痪，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解放后十七年党在清华的领导。这样就助长了学生的造反精神，出现了部分学生乱揪、乱斗干部的局面。而工作组用生硬的办法限制学生的造反行为，又造成了学生的不满与反抗。工作组不能客观估计学生的不满情绪并加以正确引导，反而认为这是右派学生向党夺权，从而对这些学生进行围攻和斗争。
从根本上说，工作组的做法也是一种极‘左’，首先，他们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夸大阶级敌人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就说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其次，遇到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就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清华经验，推广到全国，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群众，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那肯定也是一场灾难，一场悲剧，其后果可能会比当年的反右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页17，页18）
高子正，清华大学精仪系机械制造专业1968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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