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是党的瓦窑堡会议召开九十周年，这是继年初一月的遵义会议之后又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全面系统地提出和解决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党领导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一)
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党和红军在教条主义错误领导下，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走上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这关键的一小步，实乃中国革命之一大步，更是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步。没有这一步，中国革命可能就此止步，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可能被改写。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十四年的艰辛探索，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而能够真正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开始。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历尽艰辛，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终于有了一个新家，从此结束了没有根据地依托整日都处于战争状态的局面。但是，立足未稳，敌人的骑兵便尾追而来，为了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党中央令彭德怀进行了“切尾巴”战役，此役全歼敌人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团，毙伤俘敌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及大量枪支弹药，圆满结束了此役，稳定了局势，把敌人挡在了苏区之外。之后，中央红军又奉命与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汇合，组成了新的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使得党中央能够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下，来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这一壮举，达成了立足陕北的战略意图，迈出了党要率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并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这至关重要的一步，陕北成了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牢固可靠的坚强后方。
红军北上抗日，这是中华民族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然而，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拥兵自重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无疑与之背道而驰，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地伤害。在民族危急不断加深，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若共产党内部都不能不统一，其领导下的几万四方面军红军远离抗日前线，不去打日本，继续滞留川西，无疑会失去人心，得不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解决张国焘问题，不统一红军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则难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
(二)
日寇侵我中华蓄谋已久。“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蒋介石“攘外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几个月内就占领了全东北。1935年5月，欲壑难填的它在有了东北这个桥头堡之后，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要对华北行使统治权的无理要求，7月，何应钦与华北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丧失了我河北、察哈尔的大部主权。10月，日军又精心策划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又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所谓22县“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建立“反蒋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主张。11月13日，在陕北的党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委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指出只有全国陆海空军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武装起来，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12月6日，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加深，为了缓和阶级关系，党中央又适时地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提出：对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保障富农扩大再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政策。适应了当时形势的发展，受到了国人和各界人士的欢迎。12月9日，北平万余名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游行，很快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爱国洪流，有力的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民族运动。
为适应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和抗日反蒋运动的新发展，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正确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17日－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新形势，批评和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方针。决议指出，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上，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决定红军采用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第二步在山西，第三步在绥远，达到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目的。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党的策略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告依据政治形势变化的特点，着重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深刻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瓦窑堡会议是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我们党继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地解决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问题，对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策略方针上来，为党由解决阶级矛盾向解决民族矛盾的转换过渡，指明了方向。并为在这个转换过渡期挽救争取张国焘，使其放弃他的第二中央，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有着十分现实和重大的意义。
(三)
不实现党和红军的统一，就不能实现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甚至要以武力解决中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不解决好这个问题，让此束缚住了手脚，党和红军的命运就有可能被葬送。张国焘是党的“一大”代表，1928年至1930年期间，曾是一名驻苏联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他对共产国际的一切规则是非常清楚的。1931年1月，张国焘从苏联回到上海。4月，他便和沈泽民、陈昌浩一起，被中央特科的顾顺章秘密护送来到了鄂豫皖苏区，幸亏顾顺章是在完成了护送任务之后，在4月24日回上海途经武汉时被国民党逮捕随之而叛变的，否则，张国焘等人也可能要遭到逮捕，那四方面军的历史就是另一幅模样了。张国焘到了鄂豫皖苏区后，便以太上皇自居，搞自己的一套，培植自己的势力，撤换了许多好的干部，由于张国焘的霸道和军阀作风，短短几年，就近乎把四方面军搞成了他的独立王国，这就使得解决张国焘问题变得复杂了起来。但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军队，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的，只是暂时受了张国焘的欺骗和蒙蔽错误地跟了他走，一旦觉醒，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之后，就会拥护和服从党中央的。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已经让他利令智昏，狂妄自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度使得党中央束手无策。如果党中央找不到与张国焘的共同点，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契机。然而张国焘有一点，就是他不敢不尊重和不服从共产国际，这让党中央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契机。用共产国际的权威、规则，来规劝、说服张国焘，使其能够接受服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无疑成了党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的唯一关键的切入点。如果让从苏联回来的人来做这个工作，那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因为共产国际早在1935年7月召开的“七大”上就提出来了要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党内、国内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是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延续和体现。张国焘如果不愿执行瓦窑堡会议决定，无疑意味着他不愿执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那他就要背上对抗共产国际的罪名，这对他来说那无疑是致命的。其次，就张国焘另立了“第二中央”来说，他的这个“中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是不合法的，这是他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这两点成了张国焘的死穴。对于生性多疑又桀骜不驯偏执型性格的张国焘来说，点了这个穴，必能依此制服于他。
能否尊重共产国际、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张国焘来说是一个考验。他可以暂时不服从陕北的党中央，但他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否则，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不答应，他就成了孤家寡人，处境也会变得更加地困难。因此，党中央权衡利弊，将说服争取张国焘的重任交给了不久前刚从苏联回到陕北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即张浩)，林育英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尽管林育英离开苏联时，张国焘还未成立第二中央，共产国际也未赋予他解决张国焘问题，但林育英在了解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后，为了党和红军，他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了说服挽救争取张国焘的责任。
林育英，1897年生，1922年入党，他和林育南、林育蓉(即林彪)三兄弟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林彪为115师师长、林育英是129师政委，毛主席诙谐幽默地说，如果林育南还在的话，八路军的三个师就让你林家三兄弟给包了。1933年，林育英受中央委派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在苏联举行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任中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期间他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参与起草了《八一宣言》。党中央自长征之后，由于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5年夏，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指派，携带密码，于11月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不仅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还促成了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对确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作出了贡献。但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得林育英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42年去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亲自为他执绋抬棺，守灵、奠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纪念这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
(四)
张国焘深知，如果能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党中央了，他的黄粱美梦就会变成现实。因此，他也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林育英的身上。张国焘虽然成立了第二中央，但他始终是不踏实的。就在瓦窑堡会议刚开始后第二天的12月18日，他就以“党中央”名义，打探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他的态度，他致电林育英，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手段，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错误，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犯了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要陕北的党中央接受他的领导。张国焘的这个电报，让毛泽东和党中央看到了他急不可耐的心理，22日，经党中央讨论同意，让林育英回电张国焘。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向其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介绍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策略的情况，同时强调说：“我现在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深思。”林育英的这个电报无疑给了张国焘一个服从中央、能够下来的体面的台阶，由于林育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国焘虽嗅到了一些不对，但不敢直接拒绝，不得不表示接受林育英的意见。
看到了张国焘不敢违抗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党中央刚柔并进加大了争取工作的力度。1936年1月13日，党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他的第二中央。1月16日，又将瓦窑堡会议决议内容电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人，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鉴于张国焘坚持他的分裂路线，党中央没有退让，22日，中央便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行为无疑于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并公布了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的决定。同时，为了谋求党内团结，中央也作了一点让步，以便一致对敌。经朱德提议，中央表示，在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后，可以暂时相互间发生横的关系。24日，林育英又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一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开会，讨论中央瓦窑堡会议要点。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人出席，大家一致拥护中央的决议，张国焘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还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央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并提出：策略路线上的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尽管实际上他仍未停止分裂活动，但口气和态度已经缓和了下来。
(五)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中央看到了张国焘的心理变化，为了突破他的精神防线，党中央不失时机地对他开辟了“第二战场”，决定从张国焘最怕别人提及的肃反这块软肋入手，依此反制于他，使其放弃第二中央。1936年2月，张浩电告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张浩的这份电文，使张国焘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与此同时，不仅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始终与张国焘的错误进行着斗争，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日益觉醒也让张国焘颇感压力，加之南下损兵折将严重，6月6日，迫使他不得不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了西南局。7月2日，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为防止张国焘欺骗宣传将其拉入他的麾下，联合对抗中央，中央随即电令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在了解了张国焘的分裂之后，完全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二、四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任弼时还向中央建议召开党的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27日，经党中央批准，撤销西南局，组成了西北局，任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工作。十月上、中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结束。
(六)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及之后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党的工作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了。但是，由于许多人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认识不清，尤其是被他长期蒙骗了的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接受党的这些策略方针一时在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且已经妨碍到了中央路线方针的贯彻和执行，为此，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以达到分清是非、增进团结、统一思想之目的。
张国焘对党和红军造成了及其严重的危害，使得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过半，西路军的失败更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批判张国焘无可厚非，但不恰当地将张国焘的错误延伸到了基层干部战士的身上，尤以凯丰以三万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一文，列出的13个问题，就是“一竹篙扫落了全船上的人”，引起了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不满，以致发生了许世友等30多人“密谋”逃离延安的事件，后经毛泽东出面得以化解，批判张国焘的活动也随之停止。
1937年3月31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对张国焘问题作出了结论，在通过并做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四方面军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张闻天在会议上总结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对于中央这一实事求是的原则性结论，不仅得到了张国焘本人、也得到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承认和认可，且当时在党内也已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异议，也取得了上下一致的共识。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辱毛反毛逆流的裹挟冲击下，有些人就想借此为张国焘翻案，拿四方面军的问题说事，一些质疑甚至是反对的声音也若隐若现的出现了，一些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以所谓的证据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在党内外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影响，引起了许多老同志尤其是原四方面军同志的不满。时至今日，仍有人用历史虚无主义，以各种名义和理由想推翻中央的结论，甚至用所谓的“证据”来刻意渲染，误导舆论，其背后想要达到的真实目的和意图昭然若揭。
关于张国焘问题的性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博古也曾说：“其他苏区的肃反的目的，错误无非是在巩固苏维埃和党的目的下，而国焘的基本错误在于将肃反看作是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工具，只当作是巩固自己个人威信的工具。这是绝对非共产党的罪恶行为，绝对不能容许的。”
刘伯承、徐向前对曾中生的军事指挥能力比较了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党中央也为曾中生、许继慎等被张国焘迫害致死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对自己的行为只字不提，却一味的指责别人，借以掩盖自己的罪行。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身份在清明节祭祀黄帝陵之际，只身投身了国民党的怀抱。之后，经周恩来等人作了大量争取工作，他仍拒绝党的挽救，17日声明脱党，依然弃党而去，当了可耻的叛徒。张国焘用他的行为戳穿了自己的一切谎言。鉴于张国焘的错误，18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无情的岁月已经把这位弄潮儿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尽管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挽救争取张国焘也使中央费了很大的周折，但最终没有因此而影响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党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文/邵建忠，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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