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打渔杀家》少春饰萧恩侯玉兰饰萧桂英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棠，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节选自《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
刘庆棠口述，陈徒手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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