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林(右)， 李 蕾(右)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 要：延安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文化中心，是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交融互动、共同成长的重要空间。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延安前、后期知识分子笔下的乡土文学创作面貌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政治主流话语、知识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互动与融合，五四以来的乡土启蒙传统也出现了明显的民间转向。以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为代表的延安作家，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积极融入乡土大地，并借助民间话语的转化利用，为延安文艺的创新性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径，折射出乡土启蒙新的变奏。
关键词：延安文学; 乡土启蒙; 民间; 转向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火的迅速蔓延和战事的不断推移，广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不得不从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中心城市向西南、西北迁徙，最终停留、散落在重庆、成都、香港、昆明、桂林、西安、延安等地。跟此前相比，他们生活的地理空间、文化场域以及创作的动机和心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章如何下乡、文章如何入伍?文艺怎样服从于抗战救亡、服务于广大民众?就成为这一时期文艺需要面对的重大命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经营下，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边远小城，一时成为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圣地，吸引了大批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到来。其中，还有不少是从国统区、沦陷区过来的重要作家，如丁玲、周扬、柯仲平、何其芳、萧军、艾青、田间等。他们告别了曾经生活过的大城市，告别了过去的风光无限，投身革命行伍，辗转来到延河岸边，来到宝塔山下，主动融入抗战的滚滚洪流中，融入民族国家的大合唱中。
延安初期，在“团结抗日”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下，中国共产党希望把延安建设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进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们的天才的场所”(1)。正如何其芳当年描述的那样:“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2)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延安整体环境较为宽松，有很浓厚的民主自由之风，甚至还一度盛行鲁迅的“杂文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风向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明确强化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3)、接受思想上的改造，重新思考文艺如何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如何与现实乡土大地相结合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间及其话语又一次被发掘和重视，并很快发展成为延安乡土文艺创作重要的资源和路径，在延安文学创作的转向和延安文艺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延续与调整:延安初期乡土启蒙的变奏
最初的延安文艺，承袭的基本上是苏区革命文艺的宣教传统，主要表现为对抗战救亡的宣传、对革命精神的赞美和对民众生活的关注等，没有太多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一批批作家、文艺工作者的到来，延安文艺才真正开始热闹活跃起来，先后产生了像荒煤的《只是一个人》、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梁彦的《磨麦女》、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贾芝的《我们笑了》、柳青的《喜事》等一批新作品。这些奔赴延安的作家，此前大多都受过五四文化精神的熏陶或左翼革命文化的影响，在延安初期自由宽松的环境下，均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文艺创作。他们“在抗战中逐渐的改变了自己，开始用朴素的民众语言去表现自己的艺术天才”(4)，用心观照现实，批判旧思想，颂扬新事物，在新的革命环境中兴奋地表现着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现实正义与浪漫情怀等。其中，丁玲的文艺创作最为突出也最为典型，最能说明延安初期知识分子笔下的乡土启蒙变奏。
作为第一批从国统区到达陕北的著名作家，丁玲在各方的期待和瞩目中现身，先是奉命筹办并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后又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和边区文协工作，尝试以笔为旗，实现从“文小姐”向“武将军”的转变(5)。经过短暂的适应之后，丁玲就在新环境中逐渐活跃起来，并凭借敏锐的艺术嗅觉和出色的文学素养，用一系列的文艺创作撑起了初期的延安文坛。在1940年5月的《作家与大众》一文中，丁玲强调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作家如果想“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那他就不能不到大众生活里去”，“不特要具备大众的情操，同时也得运用大众的语言”，还特别提醒作家要“忘记自己是特殊的人(作家)，与大家生活打成一片”(6)。在小说《入伍》中，丁玲通过讲述初到部队来采访的“新闻记”严重脱离群众，只知道夸夸其谈，以及后来“新闻记”一次特殊的冒险经历，提醒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要真正摆正位置，重新“生活”过来(7)。然而，丁玲毕竟是深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当她进一步接触现实中的乡土社会特别是被传统观念包围的农村女性时，那个曾经塑造过莎菲女士(“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8))的丁玲，似乎又回来了。
1941年6月，丁玲延安时期的重要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9)发表，小说写的是“我”在霞村结识的一位曾被日本人抓去做慰安妇的不幸女孩贞贞的故事，主要围绕贞贞回村后的遭遇展开。小说采用内聚焦叙事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为中心，通过“看”/“被看”将三类对象统摄起来:一是作为叙述主体并拥有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我”，二是像马同志和贞贞这样拥有新思想的年轻一代，还有一类就是生活在霞村的普通村民群众。具体涵盖“我”看“民众”与“贞贞”、“民众”看“贞贞”、“我”看“民众”如何看“贞贞”以及“贞贞”看“民众”等多层复杂关系，而在这相互交织的“看”/“被看”关系中，始终潜隐着作者对乡土启蒙变奏的思考。
小说中，“我”的“看”主要集中在“民众”对“贞贞”的“看”当中，其中有两处“看”的场面值得我们重点注意。场面一是贞贞刚回来，村民赶来“看”的情形:“忽然院子里发生一阵嘈杂的声音，不知有多少人在同时说话，也不知道闯进了多少人来。……他们也是无所谓的在挤着而已，他们都想说什么，都又不说，只听见一些极简单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只有更把人弄糊涂的……”(10);场面二是贞贞与父母争吵，引来霞村人的聚集和围观:“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人都聚集在那里走来走去，邻舍的人全来了，他们交头接耳，有的显得悲戚，也有的满感兴趣的样子。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拢着手，他们吹着气，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这娃儿心事大呢!……’‘哼，瞧不起咱乡下人了……’‘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活该夏大宝倒霉……’聚集在院子中的人们纷纷议论着，看着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便也散去了。”(11)从这样的场面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好几分鲁迅笔下“看客”的味道。霞村作为典型的民间乡土社会，丁玲笔下的“贞贞”和民众无疑带着丁玲作为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我”与乡土民间/民众的关系，隐含着启蒙与被启蒙的叙事关系。面对“贞贞”的归来，群众一窝蜂地涌来，好奇地却又无聊地围观、议论，甚至还有恶意的评判。“我”因对事件的不知所以而获得了“置身事外”的“看”，从而构成了“看”/“被看”的经典图式。
小说用了不少笔墨写民众对贞贞的看法，从“我”的观感以及反应中散发着对村民的审视、质疑和对贞贞的理解与同情的变奏。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情感表达上的批评导向，即“我”在嘈杂与围观中，看到了村民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荒芜，且透过无聊的观看与凑热闹，直接呈现的是村民思想与情感的麻木和空白。而类似这样的指向，遍布小说的各个角落。如“他们嫌厌她，卑视她……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12)。甚至贞贞的亲人对贞贞也是充满指责，认为“她这一跑，真变了，她说起鬼子来就像说到家常便饭似的，才十八岁呢，已经一点也不害臊了”(13)，等等。
仅从叙事方式上来说，丁玲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不自觉地站在冷峻的旁观者抑或同情者的角度来观看，借助同一事件的反复呈现，通过人物言语、行为状态以及所思所想所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根据地普通农村民众的思想情状。这样的视角和写法，在丁玲延安时期的另一篇小说《在医院中》也同样存在。青年医生陆萍全身心地照顾病人，甚至亲自担负起勤务工作，遭到的却是医院内部官僚化的挤兑。在这一系列“我”与“看客”对立呈现中，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认身在延安的此时的丁玲，所秉持的依然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解放区不相适应的旧的思想观念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意识、弥漫于现实之中。随着认识的深化，他们改变了刚到解放区的激情与单纯，在创作良知上表现出新的思考与责任。他们在文艺思想上，提出自己带有明显个性的大胆的探索，在作品中增强了社会启蒙批判意识”(14)。
然而，从《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另几层“看”的关系——即投入革命的年轻一代对贞贞的“看”以及贞贞对自己“看”和“我”对“贞贞”的看——启蒙的存在就变得颇有意味起来。与霞村大多数民众相比，年轻一代特别是马同志对贞贞的态度就有很大不同。小说中有一段细节描写是马同志向我介绍贞贞时的神态:“即刻我感到在他的眼睛里面多了一样东西，那里面放射着愉快的、热情的光辉。”(15)在马同志的眼里，贞贞特别“了不起”。小说还多次写到叙述者“我”的惊讶或暗示自己的困惑，从最开始自上而下的旁观者、审视者、批判者转变为后来的体察者、惊诧者、感佩者。贞贞最后选择前往延安去学习，离开霞村，跳出乡土民间社会的熟人圈。此刻，“从她身内又不断地生长出新的东西来”，冯雪峰认为这“新的东西”“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能再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16)。小说通过贞贞故事的讲述，实则为我们塑造了当时抗日根据地农村青年身上所展现的新的时代精神，“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是自己的”(17)。对延安、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与热望，对自己也有了全新的判断和认知。
经过延安整风，丁玲、萧军、艾青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们开始思想上的改造与调整，并主动放低身段，走向民间，融入民众。但他们身上的五四启蒙精神并未消逝，而是以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呈现出来。到了延安后期，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本土作家逐渐浮出了延安的历史地表，摆起了“文摊”，开始逐步取代此前以丁玲为代表的“文坛”。“40年代乡土作家——尤其是解放区作家笔下的‘地之子’已经告别了此前的象征意义、引申意义和比喻意义，告别了所有真挚而沉重的诗意表述而进入了泥土深处的真实，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乡土意识”(18)。从此，延安作家开始探索如何深入民间，走向民众，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表现乡土、书写乡土，进而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五四文学、也不同于左翼文学的另一种启蒙。
二、碰撞与缝合:“讲话”指引下乡土书写的转向
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全面系统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先后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又发表了《〈农村调查〉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强调知识分子理论学习与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强化生活实践和革命斗争相结合的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工作对象问题等作了明确要求，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主动改造思想，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而创作(19)。由此，一场规模空前、气势磅礴的革命文艺改造和知识分子学习教育运动在延安展开。
刚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由于对延安及其周边农村社会历史和现状的不了解，对广大工农兵生活的不熟悉，因而不善于描写他们，更不可能真正写出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世界。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确也是客观存在的。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批评和学习，知识分子很快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积极作出调整，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丁玲把这种调整和转变称之为“把这一种人格改造成那一种人格的种种磨炼”，“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20)。周立波也作出了深刻的反思:“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子参加了革命，心还留在自己阶级的趣味里，不习惯，有时也不愿意习惯工农的革命的面貌。”(21)并真诚地忏悔，认真地检讨，积极地改造自己，“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去，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22)。艾青也很类似，说:“我们出身的阶级，给我很大的负累，使我至今还不可能用一个纯粹的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我真是何等渴望能多多地读到纯粹的农民气息的诗啊!”(23)何其芳也说:“因为被称为文艺工作者，我们的包袱也许比普通知识分子更大一些，包袱里面包的废物更多一些，我们的自我改造也就更需要多努力一些。这种改造，虽说我们今天已有了思想上的准备，还要到实际里去，到工农兵中间去，才能完成。”(24)虽说作家们都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愿意主动接受改造，并积极作出调整，但作家们的思想改造和创作调整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因种种原因无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和文艺气候而不得不终止了创作，即使像何其芳这样“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亮，/也不爱星星”(诗歌《云》)的作家，已经很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但内心深处却总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25)。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如何将延安抗日民众的生活现实转化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6)的文艺作品，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文艺命题。在《讲话》之后相对长的一个时期内，延安文艺创作转入了调适期。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和磨合，这种局面到了抗战结束后差不多才有所改变。
抗战结束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开始开展土地改革，以彻底解决广大农民关切的土地问题。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土地、农民、农村问题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中心问题。1946年，丁玲和周立波先后分别深入河北和东北农村，参加当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队。这为他们后来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积累了大量素材，作了重要铺垫。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典型体现了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延安知识分子话语与政治主流话语、民间话语融合的重要探索和实践。
周立波在东北参加土改、编辑《松江农民》报时，曾花了大量精力宣传土改政策，经常在报纸上刊载农民喜闻乐见的大鼓、快板、民谣、儿歌等，刊载土改中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故事，鼓励“用庄稼人的话，说庄稼人的事”(27)。在谈及这一时期创作的《暴风骤雨》时，周立波说:“在土改的火热斗争中，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积累了素材，创作了《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是我遵循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一次创作实践。”(28)丁玲于1947年就完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稿，但反馈并不佳，得到的主要是批评和诘难，说作品没有很好地体现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与“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政策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面对文艺创作与政策规定之间的差距与矛盾，丁玲在重新修改时不得不更加谨慎:“我更不能犯错误，我反复去，反复来，又读了些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我对于我的人物选择得更严格些。”(29)在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本生产作进一步的考察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丁玲的修改是在朝着解放区文艺所规定的“政治化”、“大众化”、“民间化”方向用力，借鉴并汲取了大量民间话语资源，尤其是方言俗语的使用。修改后的人物对话，跟故事的语境、人物的身份更加贴合，整部小说充盈着浓郁的乡土味。此外，还将一些基于现实却有损于农民主体形象的粗俗语言做了净化，对文言句式和有欧化倾向的字句做了删改，更好地彰显了延安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注意走民间化的路线，小说中大量使用农民的语言，还使用了不少诸如“装柈子”(装柴火)、“扎古病”(治病)、“捡洋捞”(发洋财)等方言。在周立波看来，农民语言新鲜活泼，富有风趣，简练明快，音节铿锵(30)。此外，小说中的人物话语还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如工作队队长萧祥说:“大伙凑拢来一点，今儿也不算开会，大伙唠唠嗑，伪满压迫咱们十四年，粮户苦害我们几千年，大伙肚里装满了苦水，吐一吐吧，如今是咱穷伙计们的天下了。”(31)传递出鲜明的政治信息。因此，有论者指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试图站在民间的地位上，运用政策思想，‘仿制’一个接近农民的叙述文体”(32)。
有学者认为，以丁玲、周立波为代表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之后，其创作中所涉及的主客体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作为被启蒙者的工农大众两大群体，终于开始了根本性的位置转换: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造对象，工农大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主体。”(33)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启蒙与被启蒙、改造与被改造的位置互换，其结果就导致‘五四’以来以反映知识分子‘先觉者’、‘启蒙者’为主的新文学谱系出现了断裂现象”(34)。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革命主体农民的拔高和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小说中的张裕民，先前曾染有流氓习气，偶尔还会去赌钱，但加入革命队伍，经过党的教育后，在群众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位诚实能干、为群众所信赖的好干部;程仁在做了农会主任后，对钟情于他的黑妮予以避嫌、疏远，很快从个人的爱情牵绊中解放出来，站稳了自己的阶级立场。而小说中唯一的知识分子文采，作者却有意强化了他的骄傲自满、以自我为中心:“我在书中写文采这一典型形象能够有助于改造那些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青年党员，他们尚未与个人主义决裂，他们脱离生活实际，盲目地遵循那些背熟了的条条公式。”(35)自觉不自觉中，丁玲在对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画像上，用了两副截然不同的笔墨。这一点在《暴风骤雨》中也很明显，周立波为了突出工作队队长萧祥的成熟和冷静，特意设置了刘胜这一知识分子角色作衬托对比。刘胜性急，特别容易冲动。工作顺利时，会高兴地蹦跳起来;工作受挫时，则有卷铺盖走人、离开革命队伍的冲动，表露的大都是较为负面的情绪。这些倾向都表明:作家已将《讲话》精神和党的文艺政策作为创作的根本遵循，广大工农兵已取代知识分子成为解放区文艺的表现主体。
尽管丁玲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做出了反复的修改，周立波也希望通过借助民间资源这一“躯壳”来展现创作中的调整、转向与努力，但作家的主观意愿并不能完全缝合或消除文本中政治主流话语、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间的裂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农民形象虽被赋予了更多的正面意义与群体力量，但这些农民形象仍呈现出自主性人格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体现了他们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心态和封建的宿命观，还隐含有传统民间社会积习的“清官”崇拜心理，显示了农民在自我命运掌控上的无力感。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土改这段历史，既是农民翻身得解放的阶级斗争史，也是暴力与仇恨交织的创伤记忆史。其中，底层民间话语与政治主流话语纠缠在一起，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合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知识分子话语的覆盖。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文艺创作的教条化、空洞化，抑或民间化、浅俗化等问题。无论是丁玲还是周立波，或者是其他受五四思想影响的延安作家，他们为适应新的革命历史语境而作出的调整，实际也是找寻创作新路径的过程。而其中，思想的冲突与碰撞，是无法避免的;创作所暴露的问题以及文本所呈现出的裂隙，也是正常的。但都需要我们去注意，也值得我们去分析。
三、重构与再思:“文摊”作家乡土启蒙的新方向
《讲话》发表后，赵树理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作为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在《讲话》后受到重视并迅速成长起来的作家，赵树理最初的想法其实只想做个“文摊”作家，但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后来却被视为“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36)。赵树理出身于山西沁水的一个农村家庭，早年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青年时期痴迷于五四新文学，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鲁迅、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作品。他说自己曾有“三大”人生追求:“教育救国”、“共产主义革命”和“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并认为“此三者可以随时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个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37)。后来，在长期的农村社会实际工作中，赵树理认识到群众基础的重要性，注意到乡土民间文化的落后现实以及与新思想、新文化之间的巨大隔膜，就开始转变文学观念，并选择了一条从民间来启蒙的道路:“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38)正因为如此，赵树理笔下的乡土启蒙，与五四时期鲁迅、台静农等的乡土批判书写不同，也与延安初期丁玲的“霞村”叙事完全不一样，他“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39)。
五四文学的乡土启蒙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精英知识分子话语认知装置下的产物，主要揭露批判的是乡土“老大中国”的各种积弊与陋习。阿Q、祥林嫂、闰土等底层社会民众多为乡土书写批判的对象，作家的情感基调主要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随着大众阶层的觉醒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民间的话语资源和民众的集体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和重视，在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的《水》、茅盾的《春蚕》等作品中，农民作为乡土自觉的主体地位正逐步得以确立。与上述主要的现代乡土启蒙形态不同，赵树理笔下的乡土社会相对原生态，混沌却也更真实，都是他身边熟悉的人物和发生过的故事:“《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同书中阎锡山的四十八师留守处，就是我当日在太原的寓所;同书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合，染了我好多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40)赵树理将这些来自乡土民间的素材，作了进一步的艺术加工和思想提炼，来塑造解放区的新农民，传递新思想。在《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与小芹作为解放区的新农民形象，敢于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敢于反对封建迷信思想，并通过有效地与恶势力斗争最后争得了婚姻的自主自由;《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敢于抓住阎家山的矛盾，讲究策略，善于斗争等等，处处展现的是解放区农民身上的优秀品质。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残酷冷峻的现实批判，也看不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感受到的是赵树理对乡土民间社会的熟稔和热爱，熟悉的语言，熟悉的人物，身边的故事，以及正在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和人生，等等。
但赵树理并没有忽视或回避乡土民间社会的问题和农民身上的缺点，而是将之放到农村社会的真实环境中客观地予以呈现，如“二诸葛”的阴阳八卦、“三仙姑”的装神弄鬼、金旺和兴旺的横行霸道，还有老秦的胆小怕事、张德贵的趋炎附势等。赵树理很热衷于写“中间人物”，特别善于表现人物落后的一面，但他的表现手法是“呈现”而非“揭露”和“批判”，目的是“改造”和“提高”。赵树理这一时期小说集中表现的是“婚姻自由”、“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等现代启蒙主题，但采用的却是一种农民看得懂、听得明白、便于接受的民间书写路径。赵树理曾把“通俗化”视为“‘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41)，而“新启蒙运动”的开展，最便利的方式就是对民间文化资源的转化和利用。
赵树理参加革命后，在太行山根据地做宣传工作时，就大力提倡文艺大众化，并且身体力行，编报纸副刊发刊词，经常就用快板的形式写，有些通讯报道也写成快板或“有韵话”，他称自己的作品为“通俗故事”等等。赵树理摒弃了自己最初创作时模仿的五四精英话语体系，而用农民的语言进行写作，但又并不是纯粹的农民语言，“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42)。此外，他的小说还比较多地借助民间文艺样式，以更好地满足农民的审美习惯和要求。小说《李有才板话》塑造了民间快板艺人李有才这一典型形象，生动呈现了“快板”这一民间文艺样式对人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及其在社会宣传改造中的重要作用。快板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说唱艺术，节奏明快，通俗易懂，特别适合口头传播。小说在介绍人物时，也时不时地穿插一段快板，有的还配合讲一段故事，同时运用讽刺和幽默，揭露阎恒元父子等人的丑恶嘴脸，批判不公与腐败等现象。赵树理“在面对这些政治内容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化地套用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而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43)，很好地将革命思想和社会批判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无疑的，这是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44)。
赵树理在创作中还注重故事手法的灵活运用。以《小二黑结婚》为例，小说通过类似传统话本的叙述方式，采用了单线条、顺时发展的叙事结构，讲述的是农民青年小二黑和小芹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自由的故事。小说中，人物设置有类型化的倾向，小二黑和小芹代表新一代追求恋爱自由的青年，而小二黑的父亲、小芹的母亲、村干部等则代表封建传统力量和地方权威势力。这种类型化的人物设置，与民间故事中的好坏、对错、善恶二元对立的模式极为相似，容易让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读者甚至不识字的农民理解，帮助他们快速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主线，能够产生类似传统戏曲和民间传说中的“脸谱”效果。在叙事节奏上，赵树理还借鉴了评书等民间叙事艺术讲故事的手法，通过紧凑的情节安排和张弛有度的叙述方式，像说书人一样逐步推进情节。赵树理对民间艺术的叙事风格的成功运用，既保持了故事的趣味性，又契合了广大农民的审美需求，真正做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5)，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赵树理方向”，其实也不为过。小说中的“清官”模式和“大团圆”结局，也颇具民间故事的程式化特点，体现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顺应了传统民间故事中对正义的渴望和对美满团圆的期待。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过去被视为粉饰性的大团圆模式和廉价的喜剧结局发生了翻转，被赋予新的政治美学意义而得到肯定和推崇(46)。
通过《小二黑结婚》，我们还可以窥探到赵树理的民间启蒙思想与社会改良意识。小说中，小二黑和小芹为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而与封建家长制和传统观念所作出的抗争，代表的是新一代青年群体个人意识的觉醒。赵树理通过青年人的抗争，传递出一种基于乡土的启蒙思想，希望年轻一代能够跳出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小二黑和小芹的成功，不仅是个体的胜利，也是对封建传统观念和权威秩序的一次挑战，具有浓郁的启蒙色彩。我们还注意到，小说通过小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还向广大农村女性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女性不应隐忍和沉默，不要做婚姻的被动接受者，而要成为个人幸福生活的主动创造者。从性别的角度，这也是启蒙，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赵树理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乡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历史变革的时期，农村是这场变革的主战场。农村新政权与封建旧势力的对立和斗争，揭示的是中国底层社会结构行将发生的变化。新政权的介入，为农村新生力量的成长和现代乡土启蒙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它保护了婚姻的自主自由，鼓励了年轻人的自我选择，教育了思想保守的老一辈，惩戒了横行霸道的黑恶势力。这种现代性的表达，并不是简单的个体觉醒或纯粹的政治干预，而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预示着未来的某种可能。赵树理的小说以“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构建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47)，的确能够代表延安文艺的新方向。
在我们今天看来，赵树理不仅为延安文艺绘制了一幅混杂却真实、原生态且又未来可期的乡土民间社会图景，还为我们构筑了一条既不同于五四思想启蒙传统、也不同于左翼政治革命的乡土民间启蒙新路径。因而，在延安文艺话语体系的重构中具有典范性意义，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存在。
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艺、解放区文艺向共和国文艺过渡的重要阶段，虽说跨度不长，只有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但却是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和重要存在。延安文艺的特质主要涵蕴于乡土文学创作之中，延安乡土文学却表现出与五四乡土启蒙、左翼大众革命不同的一种书写范式，其中有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和乡土民间话语的融通与化合，是一个值得反复斟酌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延安乡土文艺创作重点作家作品的梳理，我们看到了乡土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缓慢转型和艰难蜕变，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巨浪中的搏击与改变，看到了政治、思想、社会和生活的复杂交织，感知到历史车轮的转动和启蒙的多重形态。至此，我们希望借助对延安乡土文艺思潮、民间启蒙话语等问题的粗略思考，引发学界对延安文艺作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0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未附完整附件和详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前往各在线数据库或我刊投稿系统下载全文pdf。
责任编辑：何海燕 /微信编辑：江津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