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镜头创造了一座乌托邦色彩的属于未来的‘彼岸城市’。”
作 者 | 郭松民
01
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与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异军突起，以反叛的影像语言重构了中国电影美学。
作为核心人物，张艺谋的早期创作锚定乡土中国、传统中国——尘土飞杨的黄土地、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阴森压抑的四合院……等成为其作品中标志性的视觉符号，民俗奇观、人性压抑被他锻造成了颇有冲击力的影像寓言。
但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乡土美学之下，潜藏一套浅白粗暴的意识形态逻辑：将中国历史发展强行归入“传统性”的单一框架，否认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本质，暗喻经过革命洗礼后建立的新秩序，亦无非是传统秩序的循环与变体。
在张艺谋担任摄影师，陈凯歌任导演的《黄土地》（1984）中，苍茫厚重、占据画面三分之二黄土地，吞噬了人物的主体性，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在这里孕育、发展的中国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命运——被塑造成封闭停滞的文化牢笼，时间在这里是停滞的，“空间战胜了时间”，甚至连共产党、八路军也不再具有拯救能力。
为张艺谋带来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荣耀的《红高粱》（1988），则以所谓“野性生命力”替代革命启蒙，将反抗的动力归于原始本能，把三十年代已经遍布抗日烽火的山东，表现成了七、八百年前的水泊梁山。
《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等，则将偷情、偷窥、性压抑作为叙事核心，四合院的封闭空间成了“神秘东方”的具象化表达，构建出西方刻板印象中的“异域风情”。
张艺谋这一时期的影片，回避了革命胜利所带来的人的解放、生产力飞跃与现代观念的普及，如《活着》（1994），由此切断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将中国塑造成亟待西方“启蒙”的前现代他者，其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西方式现代化，是中国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成了西方解码中国的固定范本，他本人也成了欧美各大电影节的常客。
不过，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持续进步，以及“东升西降”态势的出现，这套“东方主义”的叙事逐渐失去了现实根基。
张艺谋的创作开始转向，从《英雄》的武侠探索，到《悬崖之上》的谍战尝试，再到《坚如磐石》的都市书写，他竭力跳出乡土舒适区。而《惊蛰无声》的出现，则标志着他完成了一次跨越——从否定到肯定中国式现代化的跨越。
02
如果说早期张艺谋的镜头是“回望传统”，那么《惊蛰无声》中的镜头则是“立足当下”。
这部以反间谍为题材的影片，将叙事主场置于深圳。
在张艺谋的镜头中，深圳美仑美奂、通体灿然，似乎不是一座普通的工商业城市，而是一座天空之城、梦幻之城，充满极致的现代感、科技感。
从影像美学的角度看，《惊蛰无声》彻底告别了早期的乡土色彩与民俗符号，而构建了全新的都市视觉体系。
张艺谋摒弃了他习惯的浓烈俗艳的红、黄等色调，转而采用以冷色调为主的视觉语言，玻璃幕墙的通透、金属线条的冷峻、蓝光科技的一丝不苟，勾勒出深圳作为科创之都的独特气质。
影片中的城市空间，再也看不到令人窒息的四合院，而是如璀璨星座一般地排列着开放、垂直、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建筑——
“深圳之眼”的费马螺旋线穹顶兼具艺术感与科技感，成为反间谍叙事的核心舞台。无穷无尽的曲线与深不可测的空洞，暗喻了斗争的凶险与永无穷期；大疆天空之城的非对称悬垂结构，展现着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前海鳞次栉比的摩天建筑群，则彰显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果。
这些景观不再是所谓“乡土东方”，而是属于新时代中国的“现代东方”。
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张艺谋在影片中呈现的深圳，已经超越了东方、西方这样的地理概念，而具有了纵向的时间感，他用镜头创造了一座乌托邦色彩的属于未来的“彼岸城市”。
公平地说，与早期刻意迎合“东方主义”想象的作品相比，《惊蛰无声》的出现，是一次值得肯定的进步。
但必须指出，张艺谋的进步，还仅仅停留在视觉层面，浮于奇观，并未抵达精神深处。
他痴迷于展示城市的光鲜亮丽、技术设备的酷炫前沿，把现代化简化为建筑美学与科技秀场，却对支撑这一切的根本力量——秘密战线工作人员的政治忠诚、理想信仰、使命担当等等，缺乏深入挖掘。
这一硬伤，暴露了他对新中国七十多年来之所以能取得惊天巨背后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与精神逻辑等，仍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
秘密战线的勇士，何以能够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保持忠诚？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全片的灵魂。
当然，谍战片不必拍成政治宣教片，但用画龙点睛的手法回答这个问题，则完全可以做到。
比如，在《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中，李侠的忠诚，来自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情感——他从延安出发、肩负延安的嘱托，而延安又承载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全部希望。
在影片中，延安仅有极短的镜头，但李侠的坚贞不屈，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朝鲜长篇谍战电影《无名英雄》（1978）中，潜入敌后的朝鲜侦察员俞林，在巴黎与上级见面时，一句“真想在平壤街头散散步”的感慨，就使观众理解了他的忠诚。
在曾经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中，余则成立场的转变，起源于对国民党与日寇暗中勾结的反感，也包括与左蓝的爱情。这些有一定说服力，但编导没有借余则成路过解放区的机会，令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与国统区根本不同的新社会，值得为之牺牲生命，则体现了某种时代局限性。
在《惊蛰无声》中，张艺谋的重心始终放在追逐、博弈、场面之上，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信仰来源、精神世界浅尝辄止。
银幕上的国安人员更像是完成任务的功能性角色，他们的忠诚被简化为执行，他们的信仰被淹没在场面里，有职业无灵魂，有行动无信念。
人物的命运、思想、情感是一部电影最能打动人的部分。人物苍白，电影的力度就大打折扣了，这也是《惊蛰无声》的口碑不够理想的重要原因。
尽管放在同代导演中，张艺谋的优势依然明显——与矫情、做作、动辄夹带私货的陈凯歌相比，张艺谋至少还在进步。
张艺谋尚不能理解的是，新中国七十多年的现代化道路，从来不是单纯的城市扩张与技术升级，而是革命信仰、制度优势、人民奋斗与无数守护者的忠诚奉献共同铸就的伟大历程。张艺谋看到了前者，却忽略了最核心的后者，这是他创作最大的瓶颈。
顺便说一句，影片的最后，王副局长（张译饰）与严迪（易洋千玺饰）的一番交心，纯属蛇足。
这段对话让人联想起吐槽、牢骚、委屈、辩解等等。其实，加入秘密战线，内在的包含着要做不能授勋的无名英雄、内在包含着被误解、被遗忘（一个也许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可能，一个成熟的秘密战线工作人员，不会介意这些。所以，这番表白太小家子气了。
也许，这就是张艺谋对国家安全人员精神境界的理解？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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