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是特朗普重回白宫，开启执政2.0时代周年。
承诺将以“历史性的速度和力量”采取行动结束美国衰落的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表现如何？
（一）
去年12月17日晚，特朗普发表年末演讲。熟悉的自我吹嘘模式下应者寥寥，社交媒体评论区及网络直播弹幕上反倒频繁出现“撒谎”一词，批评者称特朗普“生活在一个与普通美国人正在看到和感受到的现实完全脱节的气泡里”。
这种“脱节”反映在诸多方面：在至为关键的经济议题上，特朗普声称在接手“烂摊子”后，把经济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民众的真实收入”。可事实上，去年11月美国失业率升至4.6%，为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艰难的生活与高昂的成本，让认可其经济政策的选民降至新低。有美国经济学家直言，一些经济数据已呈现出“衰退前”特征。在国会山一场新闻发布会中，尽管特朗普给自己执政打分“A++++”，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则全给了“F”。
再看被浓墨重彩讲述的对外交往。特朗普声称，“10个月内平息了8场战争”，美国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可关心时局者都明白，根本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或冲突真的宣告结束。反而，特朗普下令在他国领土发起了近600次单方面军事打击行动。滥施“长臂政策”、极化“美国优先”，这样的美国如何“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
槽点不胜枚举，全都是看起来言之凿凿、实际上不尽不实的“模糊政绩”，以及被刻意弱化的部分——比如，满世界加关税，声称“赢麻了”，成本却最终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头上；大刀阔斧的政府效率部改革，折腾够呛、折戟沉沙；党争加剧、政治极化，创下政府“停摆”最长纪录……
当然，无论现实如何打脸，都不影响特朗普本人的热烈庆祝，并宣称在2026年“迎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二）
“行政令治国”，被认为是特朗普此任期最鲜明的特点。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他已签署220项行政令，远超拜登首年的77项、奥巴马首年的40项，甚至是自己第一任期首年55项的4倍之多。数量井喷之下，“行政扩权”史无前例。
特朗普在上任首日签署行政令，废除“出生公民权”；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保护”委内瑞拉在美账户中的石油收入……总统权力被推向极致，直接冲击宪法底线与国际准则。
按1787年联邦宪法，美国设立“三权分立”制度，以确保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系统互相制衡，防止权力集中。可到了特朗普这儿，为共和党掌控的国会，鲜少出手干预，存在感格外弱，甚至被讥为“懦夫”；而最高法中，9位大法官的大多数都被认为持亲共和党立场，多次为特朗普投出支持票，并在联邦政府的要求下介入重大诉讼，独立性受到广泛质疑。立法权和司法权“双权走弱”，行政权“一权独大”、日益膨胀。
国际规则同样束手无策。前不久，在《纽约时报》的专访中，特朗普公开宣称，“不需要国际法”，唯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道德标准。如果说曾经的美国政客多少会念叨几句“尊重主权”“遵守联合国宪章”，那么特朗普干脆装都不装了，对个人权力的炫耀让世界瞠目。这般“朕即国家”“朕即世界”，美国的政治逻辑，难道打算从“基于其设定的规则的霸权”，正式退化为“基于‘国王’意志的帝权”？
（三）
许多人追问：美国自诩精妙的三权分立制度，为何管不住特朗普，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让人恍若见到“帝王总统”的影子？
有观察者指出，倘若仔细审视美国政治历史，就会发现其实所谓三权平等原则从未被真正均衡地施行。
早年间，国会和立法权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主导地位，整个19世纪都处于“国会体制”，即国会强势、总统行政权默默无名。可在经历了一战、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等重大事件之后，总统及其代表的行政权逐步取代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立法权，成为政治体制中的最核心一环。也就是说，近代美国政治体制的整体变革，呈现出从议会主导转为行政主导的倾向，总统的行政权力从有限到强大，甚至愈发帝王化君主化。
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在所著《帝王总统》一书中，以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三任总统为例，深入剖析这些总统如何绕开国会、发动战争，以及历届总统如何将这些做法制度化的。他认为，权力积累始于20世纪初的战争与危机，在冷战时期达到高峰，造成对宪政平衡的严重冲击。
某种程度上，特朗普经常援引的《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正是在制度上为了让行政命令绕开国会、直接生效所留的口子或漏洞。尽管堂堂世界第一大国动辄“紧急”并不体面，但在“合法扩权”的恣意面前，国家信誉又能算得了什么？
当然，此前的总统，多少会在意对手及国会的制约。但近年来，随着共和、民主两党对立加剧，在诸多政策领域已无法达成妥协。而“立法真空”让国会的治理功能某种程度上已然“失灵”，即便有所尝试，也很难扯平与行政权之间愈发失衡的权力关系。
而重新上台的特朗普，则成为“帝王总统制”的集大成者。那张由他亲自转发的、实际并不存在的《时代》周刊国王封面，正是显著标志。
（四）
从美国国内的社会情绪来看，特朗普两次入主白宫，尤其共和党全面掌控两院，其实代表着选民们对建制派的失望，也意味着民主党的执政路线被严重否定。
许多观察人士指出，选举政治中，传统政治精英的“专业性”曾是选民考量的重要依据，但经济失衡重构了美国社会对执政能力的评判标准与期待。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大幅下滑，他们将经济困境归咎于跨国资本与政治建制派的合谋，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度降至冰点。此时，特朗普推出的一系列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框架之下反精英、反全球化口号，成功将复杂的社会治理包括经济结构转型问题，简化为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叙事。而他“政治素人”的身份以及“非专业”的人事安排，反而被视为打破固有精英官僚僵局的积极信号，“草台班子”于是吸引了大量拥趸。
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的崛起，是一场“反精英主义”乃至“反智主义”的胜利。从这种切实发生的选民期待的转折里，不难读出另一层社会情绪：传统的方式似乎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美国当下的问题，于是大家才寄望于一个“掀翻棋盘的人”。
或者说，特朗普两度当选本身，代表着美国国内矛盾已陷入无法调和的境地。正如那句“美式选票不是选出喜欢的，而是选出少讨厌些的那个人”，就选举结果的周期性摇摆来看，两党谁都没有破局之法。
（五）
如今美国发生的一切，也为世界提供了一次重新思考的契机：所谓“优越”“精妙”的西方制度，究竟是真实的制度优势，还是一种胜利者叙事而已？
长期以来，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由胜利者书写的故事、定义的规则中，其制度优越性毋庸置疑。可当国内危机愈演愈烈，山巅之城光环暗淡，虚假滤镜碎了一地，再天花乱坠的吹嘘，也无法取信于世界。
“美国真正的危机，是制度对现实的‘无响应’”。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在一场公共讲座中直言，美国资本主义体系已陷入制度性危机。他以一整套政经结构分析路径，指出当今美国社会的制度疲劳、治理能力下降和公共权力萎缩，已不再是可逆性波动，而趋于结构性僵化。
美国政治制度当前的结构性顽疾已无法通过常规选举更替修复。如果仍然没有找到修复方法，那么“下一个特朗普可能更强势、更危险”。
（六）
无论现实图景如何，在特朗普的叙事里，即将进行中期选举的2026年，注定无比辉煌灿烂。美国迎来《独立宣言》发表即建国250周年，还将承办世界杯，这一场场盛会，足够支撑起特朗普的“胜利”，甚至完成“美国复兴”。
只是，当“美国优先”的逻辑无限加剧，驱动美国的内政外交，当总统为了一时的权力大秀而拆掉美国自己主导的规则、搭建的舞台，那么随之而来的，只会是加倍的反噬。
图源：新华社、央视新闻、视觉中国
撰文：杜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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