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要先破体制障碍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走出去”要先破体制障碍
外经贸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
　　我国对外投资的最大制约因素来自于体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缺乏市场化的投资和监管体制。解决对外投资监管问题的关键是培育真正市场化的企业。
“走出去”是近年的热门话题。但真“走”的时候，不管是项目审批、资金汇出，还是设备出口、人员外派，似乎又总有这样那样的羁绊。所以，“走出去”就呈现出鼓励与限制并存、正常行为非常操作的“奇特”状态。
　　1999年，我国开始重视对外投资。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额突破6亿美元，较前有了大幅增长。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我国的对外投资都远未达到预期，仅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0.1％。
　　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我国境外企业累计6610家，协议投资总额12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84亿美元。即使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来衡量，这样的规模也是远不相称的。并且在这一总体规模很小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结构仍显示出极大的不合理性。表现在行业分布上，贸易型企业最多，占61％，其次是资源开发占19％。这种结构，没有体现出我国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反而表现出体制障碍导致的扭曲。
　　过去20年，我国的对外投资呈波浪型发展，1991年我国的海外投资曾达到3.7亿美元，此后逐步减少，到1994年到达谷底，然后又有所回升……这样的发展曲线表明不可预测因素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极大。宏观分析和实证研究都显示，我国对外投资的最大制约因素来自于体制：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企业机制。
　　我国对外投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后期监管等的繁琐与松散、低效与不力并存已是长期问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从战略取向上鼓励国内企业和个人“走出去”，另一方面在具体政策取向上又是限制的。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缺乏市场化的投资和监管体制。
　　“走出去”的主角是市场化的企业。而我们的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政企分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仍未根本完成，这些企业的对外投资就必然面临两难：谁为对外投资决策并负责？企业领导作决策，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监管？要知道，我们对国内的国有资产管理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而对外投资管理难度之大已到了几乎不可能有效监管的地步。而政府做决策的话，它又如何对项目管理和盈亏负责？
　　因此，解决对外投资监管问题的关键是培育真正市场化的企业。有了这样的企业，目前繁琐低效的审批手续都可以取消，有效的监管制度会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没有这样的企业，取消限制等于某种程度上放任国有资产流失。
　　目前来说，对不同企业的对外投资应该区分管理：对于已经市场化的企业（如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的对外投资，应该大幅度放宽限制，不管是投资审批还是外汇汇出。政府有关部门应从国家利益出发确定禁止或限制对外投资的产业（项目）目录，不在此列的对外投资由企业自主决定，政府不再做投资可行性的评估审批。同时，原来为防止外汇流出而采取的限制措施也应逐步取消，除非国际收支出现了特殊情况。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严格的资本管制对长期的国际收支并不能产生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