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撰党史人物传记的几点思考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关于编撰党史人物传记的几点思考
陈志凌
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撰、出版过程中，党史学者和有关各界人士就党史人物传记的编写，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里，我就其中几个问题谈点个人见解，以抛砖引玉。
　　关于当代人撰写当代史问题
　　当代人撰写当代史优越性很多：更容易收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史料。可以访问传主的战友、同事、亲属等，甚至可以见到传主本人，直接获悉有关重大事件的情节，故而撰写的传记真实可信。好比画家画人物像，见到被画者本人，就比只根据文字记载或口述作画，凭想象描绘，画得更像。当然，当代人写当代史，也存在某些弊端和困难，例如有少数当事人，夸大个人功绩或淡化过失，有的传主亲属干涉传记写作。这些属于个人方面的问题，只要认真对待，是不难解决的。最大的困难是，真正的历史必然要触及国家的方针大计问题，有些问题当时难以下结论，有时还难免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在封建社会，秉笔直书者甚至会遭至杀身之祸。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当代人通常不写当代史。二十四史除司马迁写到当代外，都是后代人写前代史。司马迁《史记》完稿后，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代，由他的外孙杨恽出版，以至后来有人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史记》流于后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命令司徒崔浩组织人撰北魏史，并指示“务从实录”。崔浩按他的指示做了，真实记录北魏包括拓跋焘在内的几代帝王的善恶功过，拓跋焘大为震怒，认为崔浩“暴扬国恶”，将其斩首，诛及九族。
　　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根本上说，党不会掩盖自己的过失，这为当代人撰写当代史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代人撰写当代史的另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态度、拿什么作依据来记录、评论当代发生的事件。因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我们对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某一阶段和某些局部错误，当时可能不会认识得很清楚，如果匆忙下结论，就可能出差错。所以，当代人撰写当代史一般仍应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沉淀过程之后动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80年中，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沉淀，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分别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的重大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这两个决议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主要依据。如果没有经过历史沉淀，就对某一阶段、某些人的功过是非进行公开表扬宣传或批评指责，往往会出差错。如50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前，为配合当时形势，各地编撰出版了不少中共党史人物传和党史书籍，把党史上未经沉淀甚至是错误的内容，当作正确的写进传记。这是党史人物传记编撰出版的深刻教训。
　　治史目的与实事求是
　　人类社会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治史更是如此。编撰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目的是颂扬老一代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增强广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坚定性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激励他们为我国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我们治史的目的与实事求是原则是一致的，但怎样贯彻好实事求是原则，是需要深入研究、慎重思考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某阶段，党的路线、方针出现了失误，党的重要领导人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如何撰写这些人物的这段历史，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内曾存在不同认识。这种争论概括起来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应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物的重要功绩，对人物所犯的某些严重错误，应予以批评，但宜粗不宜细，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明确前进方向，引导人们向前看，更加兢兢业业地把各项工作做好。另一种是主张如实地直叙其人的功绩和过失。这两种态度孰是孰非，应该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事业这一总的政治目的为圭臬。
　　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但为历史而历史的纯客观主义的史学是不存在的。孔子作《春秋》传诸后世，回避了当时鲁国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例如鲁国242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的学生还说“鲁之君臣未尝相弑”（《礼记·明堂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是为君王提供统治经验，“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会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在进行党史研究时同样存在怎样记录、评价这些缺点和错误，以正确贯彻落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当今世界局势尖锐复杂，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面对多方面的挑战，党史学不讲目的性是不可能的。只要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分歧，历史学的倾向性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正确把握主流、本质、大局基础上的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尊重史实与艺术创作
　　有人认为，历史传记是真实的记载，无需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是文学、美术、戏剧等领域的范畴。其实，历史传记也需要艺术创作。历史传记的艺术创作是在恪守客观史实基础上进行的。在表现人物的重大活动时，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参加者、性质必须是真实的，但参加者的思想感情、神态、动作往往是没有记载的，那么，怎样把握时机，抓住典型，把人物的英雄形象，入情入理地通过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给人以深刻感染力，就是艺术创作的范围。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了刘备三顾隆中时诸葛亮与刘备的谈话。诸葛亮对当时的几个政治集团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以及它们的发展动向和后来三国鼎足之势，分析得明了透彻，铢黍不忒，令人深为感佩。试想当时刘备、诸葛亮密谈时，没有第三人参加，谁知道他们谈的内容？除非两人中一人作了笔记，或者二人中有一个同世人谈过，并有记载。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只写了“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几句话，证明刘备三次到诸葛亮草堂求教，诸葛亮很感动，答应出山是事实，但没有涉及谈话内容。陈寿根据《出师表》这几句话，深入研究了诸葛亮当时的心态、谋略和后来的成就，创作了《隆中对》，成了千古美文。
　　“史家追述真人真事，必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钱钟书《管锥编》）。撰写人物传记最难的是分析理解人物，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有的心态和情绪。这是深层次的、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如果只注意史料的整理择用，会使一个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变得干瘪、呆板、枯燥，读之如嚼蜡。这样的传记，史实再丰富准确，也不会为读者所欢迎。在党史人物传的撰写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只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忽视对人物心态、活动的研究，花了几年工夫，跋山涉水，访问查档，整理出一篇类似年谱的传记。另一种是不注重人物史迹的考证，着意于人物思想神态的描写，撰写出的是脱离实际、甚至子虚乌有的传记。一个好的党史人物传作者，不仅要有历史学家的真实，还应具备诗人的灵感、小说家的笔触、艺术家的技巧，这样，才有可能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把人物写得生动、形象、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