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的培训，十名智残学生终于获得了就业机会——我也上班了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经过三年的培训，十名智残学生终于获得了就业机会——
　　我也上班了
　　本报记者　白天亮
　　到8月9日，刘治在北京“京京肉食厂”工作满一个月，所在辅助车间的主任夸他“干活很熟练”。
　　得到这句肯定不容易，因为21岁的刘治是一个智残青年。
　　坐在加工香肠肠衣的机器前，刘治比照着标尺，认认真真地把一整根肠衣截成约32厘米的单根。他做得很起劲，不一会儿，截好的肠衣就堆满了操作台。
　　记者问他：“觉得难不难？”
　　“不难，比这复杂的我也能干。”
　　“上班好不好？”
　　“好。我在这儿上班，把我妈高兴坏了。”
　　孩子能够就业，对于刘治的母亲来讲，绝对是意外之喜。
　　刘治在培智学校读过9年书。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做“1＋1＝2”，可他不会买东西，找不到自己的家，缺少许多基本生活技能。18岁，母亲把他送到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这是一所侧重技能培训的学校。在这里，他学了不少新本领，比如怎么花钱，怎么坐车、缝衣服、织毛线。但他的智商仍然低于正常水平。过去，许多智残的孩子从学校里出来，就只有回到家中由家人照顾。刘治是不是也只有这个选择呢？
　　母亲急，老师也急。王丽娟，智光学校的校长，从学生入学时起就在发愁他们的就业问题。如今就业形势严峻，会有用人单位肯接收她这批智残的学生吗？王丽娟四处奔走，终于在京京肉食厂为学生们谋得一份工作。7月9日，刘治穿上雪白的工作服，幸运地成为京京肉食厂一名正式职工。
　　与他同样幸运的，还有他的9名同学：李晓蕾、郄逸民、张明……
　　上班1个月，他们很快就要领到工资了。每到工作间隙，他们都会聊起这件事，掩不住兴奋之情。
　　“我能有440元的工资，我想给我妈买点好吃的。”张迪小声告诉记者。
　　“我要给我爸买瓶二锅头。我花20块钱买酒，回头我爸肯定会送我200块。”刘军的话把同学们都逗乐了。
　　“我姥姥从前最疼我。我要买一束花，送到姥姥的墓地上。”第一个月的工资怎么用，刘治早就想好了。
　　看到他们一言一语聊得这么开心，陈广源，京京肉食厂的副厂长，也由衷地高兴。“我们厂是个福利企业，有接收一定比例残疾人的义务。王校长来推荐她的学生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任务，可以招聘正常的员工，毕竟福利企业也参与市场竞争，也要考虑成本这些问题，而过去招的残疾人大多就是扫扫地。可到学校一看，这些孩子们经过训练，能踩缝纫机、能编结，完全可以做生产性的工作，就决定用他们，给这些孩子一个机会，也算是给社会减轻一点负担吧。”
　　工作一个月，京京肉食厂的领导们对这批新员工的评价是：乖、勤快、好用。肉食厂已经与智光学校签了协议，以后每年接收10—20个智残青年就业。
　　就业是残疾人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参与社会的基础，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有一种说法是：“没有残疾的人，只有残疾的社会。”就是说，社会没有给提供消除残疾障碍的环境，才显示出残疾来。我国有残疾人6000万，其中处于就业年龄段、有一定就业能力的2400万。他们的就业难题，需要社会的扶助。
　　残疾人就业通常有两种渠道。一是按比例就业。国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残疾人预留一定的岗位，并制定了1.5％—2％的比例。如果用人单位不愿接收残疾人，则要交钱作为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少安排一个就交一个人的钱，一般以当地平均工资为标准。但目前大多数单位怕麻烦，即使有技能水平较高的残疾人求职者，也选择交保障金。
　　另一个渠道是兴办福利企业，根据福利企业接收残疾人的比例，给予税收优惠。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福利企业经营日益困难，不少企业停产关门，效益不错的也要计算自己的成本与收益，只要接收残疾人就业的比例够了当初规定的标准，就一个也不愿多招了。
　　这些问题困扰着许许多多残疾人，也困扰着他们的家人和学校，包括王丽娟老师。
　　刘治这批学生就业了，后几批学生看样子也能到肉食厂来工作。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肉食厂的经营状况允许其这样做。倘若肉食厂经济效益下滑，企业为生存下去必须减员，肉食厂怎么可能继续接收她的残疾学生，已经就业的这些学生，还能保住他们的工作吗？他们又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