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价格
第10版(健康时空)专栏:不吐不快
良知的价格
卢新宁
前不久,北京市医保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布“看病指导价”,给出了包括急性单纯性阑尾炎、胆石症伴胆囊炎等5种外科手术的最低治疗费和全市平均住院费。
“让患者明白就医”,这样的消息确实值得额手称庆。然而此后不久,朋友的一个电话却让我再也无法为之欢欣。
朋友几天前陪同自己的丈夫到一家著名医院做脑瘤手术。在术前种种疲惫的心理和生理备战中,这对年轻的夫妇广泛地进行了各种“调查研究”,咨询如何能保证手术的成功。其间,他们听到的最多的词是“红包”。身边的亲友都竭力说服他们一定要送,而且不仅主刀大夫,麻醉师、主治大夫都得送。权衡再三,朋友终于红着脸封了几个“红包”,几乎是哆哆嗦嗦、语不成句地向那几个大夫出示了“红包”。
手术圆满成功了,但我的朋友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朋友虽然清贫但却并非心疼那送出去的七八千块钱,他们所受到的精神上的伤害,远远大过病痛和物质上的损失。“红包”摧毁着他们对于医院的信心、对于医生良知的敬意。
其实,关于医院“红包”的种种讨伐、关于呼唤“医德”的种种讨论已经很多了。有人甚至认为,在我们这个医患比例严重失调的人口大国,只要医生的工资待遇不改善,“红包”所代表的医疗不正之风就无法根绝。
然而,这肯定不是这一“顽疾”的症结所在。按照这种逻辑,倘若我们必须依靠患者的“红包”,才能成全医生的“职业道德”;倘若医学的人性、医生的良知,只能随着金钱的多少而增减,那将不仅是救死扶伤的医学的耻辱,也是社会的悲哀!
美国著名医学家托马斯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他上大学时在一家医院实习,看见一位年轻医生为一个病人的死亡而哭泣,死亡的原因不是医疗事故而只是医学的无能,于是对这家医院肃然起敬。
不知何时,我们身边的医生能够都具有这样的人文情怀;不知何时,人们再不用揣摩“红包”的分量、掂量“良知”的价格。发自内心的呼唤最有力,相信这个大家向往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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