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难题如何解？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与思考

城中村”难题如何解？
本报记者 何伟
　　“一城两制”带来都市尴尬
　　家住宁波城边的宁舟村村民郑雪芬，10年前房屋和土地被“城市化”了。按照政策，全家可办“农转非”，面对这“跳出农门”的机会，尽管有一笔补偿费，尽管身份可以变为城里人，她还是把上门督办户口的村干部顶了回去。理由是：“农转非”也不是堂堂正正的城里人，因为享受不到就业、养老等市民的待遇；留着农村户口，反倒有集体经济的福利支撑。
　　面对时下“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农民的顾虑至少有三：征地补偿不足以支付失地后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失地后意味着成为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工人；村没了，地没了，但集体资产消失不了，这份遗产怎么处置？“说白了，农转非我拖了10年，就是想在集体资产的分配上讨个说法”，郑雪芬坦言。
　　实际上，失地农民的顾虑已经演变成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据宁波市信访局的统计，仅去年，该市受理群众反映土地征用问题的案件就占到7％。
　　惊驾桥4个自然村全都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四周盖起了现代化的高楼，修起了宽敞的马路，但窝在高楼中的村庄却面貌依旧。路修到这里断了，水通到这里没了，就连电费前几年也是和一弄之隔的城市居民不一样。居委会说这里的卫生影响了周边的环境，村民却抱怨这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宁波市人大代表多次呼吁消除“城中村”，实现“一城两制”并轨。
　　然而，“城中村”改造被公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所谓难，专家解释，难在“要地不要人”的改造中，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总是农民。
　　村民改股民，利益得继承
　　“谁也不能亏农民。”面对农居混杂、地域交错、职责不清、体制不顺等一系列问题，江东区委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决心啃啃这块硬骨头。区委书记宋伟态度坚决：农民是城市化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解决城市化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旧村改造是基础，撤村建社区是保证，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是关键，最终达到推进城市化与维护农民利益的双赢目标。简言之，就是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实现“三改一化”：村民改市民，村庄改社区，农民改股民，推进城市化。
　　与以往主要靠行政推进不同，他们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拆除城乡的藩篱。去年8月，试点从3个发达村启幕。原定半个月完成的“农转非”和房产证转办手续，仅用了5天时间。
　　身份转了，村舍变了，但集体资产难以处置。由于集体资产的最大比重已不是耕地，而是宾馆、饭店、市场、写字楼等，这是不愿离去的村民们所牵挂的。原东郊乡宁东村297名村民“农转非”并入东柳街道后，马上提出上亿元的村集体资产怎么办？产权如何明晰？资产如何量化到个人？比如由于婚嫁、招工、土地征用安置、应外迁而未迁等原因，造成人员成分有20多种，村民享受集体积累的年限和身份很难确定。外无模式可照搬，内无经验可操作，江东区委决定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按《公司法》股份制原则，改造农村合作经济。他们首先对原有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同时，摸清人口变迁和原村福利政策执行情况。其次，确定以土地资源收入、集体资产积累及在本村工作时间长短为依据，设置“人口股”和“农龄股”。量化到村民手中的股票只做分红的依据，并不改变集体经济的属性。
　　“村里有一个人不同意，改革方案就搁浅”，区委副书记王必恒说。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就是将农村合作经济改造成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企业制度的创新。
　　改革的过程，也是民主的过程。江东区通过召开座谈会、村民代表大会，挨家挨户上门解释等方式和途径理顺群众思想；量化到人的股份享受情况、农龄数和改革实施意见、章程等上墙公布。同时，区委、区政府适时出台了撤村建居、旧村改造和经济合作社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革意见和方案。去年底，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通过了《宁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选举了董事会、监事会，657名社员乐滋滋地拿到了红色的股权证书。
　　失地不失保，失地不失业
　　“手中有了股，心中有了底。”通过合作社股份制改革，产权明晰了，经济发展了，社会稳定了，城市化步伐自然也快了。记者走进江东区一些村庄，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住宅楼、医院、学校、展览馆的建设工地。江东区农经局局长陈家连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宁东”的改革是比较彻底的：不设集体股、干部贡献股，分配上按公司法操作，用按《公司法》组建的公司，取代几千年形成的“村落”行政单位。
　　彻底告别了“村落”的村民感受如何？“村组织没了，但集体经济还在，我们还有依靠。”宁江村的陈飞一家三口，除了夫妻俩的打工收入，每年还有几万元的集体股分红，言谈中掩饰不住满意的心情。惊驾桥村近400户住户中，目前有300多户已经拆迁，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拔地而起。按照政策，村民王兴国一家共分得3套新居，看着就要封顶的新家，王兴国说：“真想早点搬进去，过过真正城里人的生活。”
　　目前，江东区的城中村改造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今年，全区有48％的行政村正在和已经实行了“村改居”，将有24％的行政村实行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近1万人成为股份的拥有者。66％的旧村实施了改造。区长王月凤认为：“旧村改造就是要提高农民的居住质量，通过生活环境的改变促进城乡融洽度。”
　　无地农民如何生存，成为江东区委、区政府的心头大事。为此，该区创新就业机制、培训机制和考核机制，把“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就地安置与外向发展相结合、充分就业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办市场，兴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把农村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对部分较难适应新岗位的农民，采取区外购置土地的办法，重新安排其生产。
　　改革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被采访的新市民们普遍认为，各个方面需要加强社会配套。村民变居民后，原来的“农保”怎么办？原来村民的医疗福利怎么办？这些问题仍需有关部门继续关心，研究解决。
　　宁波市政府针对这些遗留问题，按照“失地不失保、失地不失业”的目标，积极探索把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第一部关于失地农民的地方社保法规正在这里紧锣密鼓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