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慎褒贬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尊重历史慎褒贬
仲言
　　时下流行戏说前人，流行翻案文章，这件事本身，至少说明：社会正日益走向宽容，思想正日渐趋向开放；是政治清明、人心活跃的一大象征。但是，无论是从学说本位出发，还是从商业炒作考虑，凡事都得讲个度，这个度，就是历史。历史绝对不容戏说，更不容翻案，否则，我们就会走向问题的反面，往轻了说，是颠倒常识，散布迷雾；往重了说，是破坏原则，动摇文化根基，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在一片戏说、翻案声中，不由得想起了周作人。周作人这几年被某些人热炒，仿佛他是朵“迟开的鲜花”；有人甚至觉得他是20世纪的文章圣手，水平比鲁迅还高。
　　不可否认，周作人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很特殊的作家。说他特殊，首先因为他是鲁迅的胞弟，在“五四”前夕登上文坛，曾经引领风骚，名噪一时；其次，在于他30年代末期公然投敌，沦为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的文章一度被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的宽松，他的文集得以陆续出版，本来，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被某些出版商和文化人一炒，就显得有点不太正常。至少，对于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容易形成误导。
　　我们先来看周作人的散文。林语堂对之有过很精当的评价，他认为：“周氏弟兄，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热。”林语堂的把脉十分准确，周作人文章的总体特征，就是冷。不过，并非生来如此，他在“五四”前后，还是颇有血性的。这从他的成名作《人的文学》，以及早期的随笔《碰伤》，可以得到证明。前者倡导文学革命，呼吁“我们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被当作是改革文学的一篇重要宣言；后者借北洋政府镇压索薪的教师而反诬他们是自己碰伤的，咎由自取，通篇反话正说，亦庄亦谐，犹如包了橡皮的钢鞭，自有其鞭骨入髓的杀伤力。
　　可惜，周作人的血性没有能保持下来，他是越到后来，越全面显露出清冷的底色。读他尔后的文章，好像一个从前线撤退的战士，遁入一处世外桃源，雾岚使他陶醉于朦胧，溪水使他留恋于清丽，他开始沉湎于“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遐想在多雨的冬季，落座江村小屋，“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及“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周氏兄弟早已分道扬镳，不通来往，鲁迅对于作人的动向，还是时刻挂心。《人世间》曾发表钱天起的《隐士》，称赞周作人“隐于文采风流”，是如何地怡然自得。鲁迅不屑，也写了一篇《隐士》，文中讥讽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鲁迅不愧是勾魂摄魄的高手，寥寥数语，就勾画出周作人辈所谓“大隐”的嘴脸。
　　退一步，即使从文学的层面来看，周作人同鲁迅也不能相比。周氏兄弟共同生活的那个年代，神州大地“飞砂走石，狼虎成群”，进步的人们更多需要的是投枪，是匕首，是机关枪，是大炮。因此，如果说鲁迅吹响的是时代的号角，周作人吹奏的不过是路边的叶笛；鲁迅揭示的是河床的走势，潮流的涌动，周作人描述的不过是落花逐浪，蜻蜓点水；鲁迅呼唤的是风暴的力，风暴的悲哀与愤怒，周作人咏叹的不过是小草的拔节，秋虫的低吟。两位作家孰高孰下，读者自可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