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高福利依赖高税收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社会观察

　　瑞典高福利依赖高税收
本报驻瑞典记者 刘仲华
刚来瑞典时，在我学习瑞典语的班上，有一个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尽管他来瑞典的时间不长，但小伙子的妈妈是瑞典人，所以他的瑞典语很好。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工作，而要和我们这些初学者一道从头学起。原来，像他这样的新移民，政府每月会支付4000克朗作为基本生活费，鼓励他们学习瑞典语，而一旦他们开始工作，便不再享受这份福利。由此可见，瑞典的高福利就像它的高税收一样，无处不在，福利之手随时准备向你伸过来。
　　瑞典拥有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社会保障体系。自1928年瑞社民党提出“人民家园”理念以来，社会福利普遍享用的原则得到贯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瑞典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内容复杂、体系全面的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瑞典的全面社会福利不仅体现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更在物质和闲暇方面提高了瑞典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有工会人士说，“那种为每日的面包而斗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记者的朋友拉什一家三口，是典型的瑞典家庭。拉什30多岁，哲学博士，在政府部门上班，妻子西西丽亚在公司工作，女儿娜塔莉14岁，读初中。谈到瑞典的社会福利，他们说从实物性社会服务（如医疗、教育等）到现金性福利支付（如养老金和家庭津贴等），生活中一刻都离不了。
　　每个孩子从呱呱坠地时起，就进入了社会保障网。现金性福利支付包括每月的儿童津贴，直到16岁，16岁后享受教育津贴。以前娜塔莉的儿童津贴为每月750克朗，自今年起长到950克朗，这笔收入是不用纳税的。由于当时西西丽亚在校读书不挣工资，娜塔莉7岁前去幼儿园几乎等于免费，幼儿园里还有一顿免费午餐。一般孩子进幼儿园的收费根据父母的收入而定。从小学直到大学，则是全部免费。
　　上大学以后，可以申请教育贷款，政府以此鼓励人们深造。大学在瑞典只是普及教育，所以瑞典人口素质很高。这种贷款被瑞典人称作“光荣贷款”，最终还得清的人不多。西西丽亚1995年前一直在大学读书，那时政府除不收学费外，在校期间每月还发6600克朗。其中2000克朗作为助学金是不用偿还的，其余部分是贷款则要在工作后逐年还清。不管你在学校贷了多少钱，工作后逐年以年收入的4％还贷。如果你在学校时间较长，可能这笔钱一辈子都还不清，因为65岁后就不用再还任何政府贷款了。这种制度并不鼓励在校大学生打工，假如你利用寒暑假打工挣的钱超过一定数额，政府就会扣除生活补贴中白给你的那部分。
　　退休后就要领退休金，退休金的组成分两部分，一是基本金部分，二是附加金部分。基本金部分是一致的，而附加金部分则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今年实行的新政策规定每人工资的18.5％留作退休附加金部分，工资越高，工作时间越长，退休金拿得就越多，而且其中的2.5％将作为“储备保险金”存入自己的账户，个人可决定进行投资方向。新制度强调退休金与一生的收入挂钩，个人对自己今后负责，它不仅将提高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还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拉什的家乡是瑞典南部一个小城，母亲曾是邮局职员，现在每月退休金约9000克朗，不算很高，主要因为拉什9岁后妈妈才开始上班，而且是每周75％的时间工作。不过她可以领取已故丈夫的部分退休金。而且，瑞典的退休老人可以享受许多减免待遇和生活便利。比如进收费的公共场所或乘坐汽车，只收取80％的费用；老人院里的三餐和起居都有专人负责，行动不便的老人一个电话便可以找到专职护士上门服务，费用则由政府负担；呆在家里的老人如生病，他的任一亲戚甚至是朋友每年可以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来照顾老人，需要长期照看的，则可在社会保障署领取一定的补助金。
　　瑞典的医疗体制是全民保健。14岁以下孩子看病完全免费。瑞典医疗收费分两部分，一是挂号费，社区医院挂号费为120克朗，专家号最贵可达250克朗，年累计挂号费超过900克朗的部分由政府承担；二是医药费，医生开处方后到药店买药，每年药费累计超过约3000克朗的部分也免费，但看牙医自己负担的费用为6000克朗。瑞典十分注重新生人口质量，孕妇的一切医疗检查乃至生产等都有医院提供最好的免费服务。这里的婴儿死亡率为7‰，是世界上最低的。西西丽亚生下娜塔莉后，按规定可以休一年产假，产假期间领取工作时薪水的80％。因病假不能工作的，14天以内，单位付全额酬薪，3个月以内的，付80％，超过3个月的，则由社会福利局支付。一位朋友得了癌症做化疗，在家休养拿到的钱与上班时只相差几百瑞典克朗，而上下班所花费的汽油费还不止几百克朗。
　　失业保险主要有两种形式，但都要个人负担一部分。拉什现在每年交1000克朗的失业保险金给社会保险机构；还有一种是加入行业工会后缴纳会费，每月200—300克朗，这样失业后就有工会来负责进行再就业培训，发放相应补助等。如果他不幸失业，在前15个月里每月能领取相当于原来薪水80％的失业救济，以后逐年递减。
　　瑞典对残疾人的关照更是无微不至。公共场所有残疾人专用厕所；许多宾馆里，还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房间；停车场最方便的地点是残疾人专用车位；在转了几圈也找不到车位的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就停在残疾人车位然后装瘸下来吧。不行，残疾人有自己的专用车。残疾人福利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使他们和正常人享有均等的机会，包括就业机会。如果企业雇用了残疾人，可以得到政府补贴，并可以申请补助改造工作场所以方便残疾员工。
　　瑞典人之所以能享受到这么好的福利，除了有雄厚国力为后盾外，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背后是高税收。月收入超过6000克朗就得向政府交税，收入越多，交税的比例越高。拉什月收入25000克朗，需交30％税款，净收入约17000克朗，而他的雇主还要为其交纳35％的雇员税。拉什还要缴纳几种特别税费，如90年代初瑞典政府为弥补巨额赤字，规定个人收入的5％缴纳“赤字”税，现在有所降低，但仍继续收。
　　谈到高税收问题，拉什夫妇说，其实说到底，我们交的钱也都用在了娜塔莉身上，还有我们失去劳动能力以后的费用。税收的很大部分投资于义务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反过来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做贡献。人们普遍认为，为维持瑞典著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和谐，高税收是一种能够接受的代价。一旦高税收体系无法维持，福利制度就不会像过去那么慷慨。
　　高福利使政府负担沉重。目前，瑞典政府将46％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维持福利支出，这一比例居世界之首。另外一个压力将是，在人员和公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流动的时代，将有越来越多的商界人士反对高税收制度。一些公司已经将总部迁出瑞典，或至少迁出一部分，以逃避国内的高额税率。而且福利过多过滥、过于慷慨无疑会鼓励懒汉，大家都只想索取，却不想奉献，导致生产率下降。瑞典前任财政大臣威波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虽然并不想放弃建立一个美好的福利体系的理想，可我们却破坏了建立这种福利体系的基础。”
　　然而国家健康与福利局的高级官员莫恩·罗塞则认为，瑞典的福利体制虽然存在弊端，但多少年来，人们对这套庞大的福利体制有着充分的信赖，如果现在人们失去信心，再也不愿交税，再也不愿为福利做贡献，那才是福利体制的真正危机。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很有可能会加剧贫困、导致犯罪率上升。
　　（附图片）
记者与拉什一家。